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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别之际，李克农反复叮嘱高福源，让他回去后，先用自己的身份试探一下张学良的态度，如果张学良真有和平诚意，红军愿派正式代表和他谈判。
1936年1月初，获释的高福源踏上了返回东北军的归途。他先到洛川去见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王以哲随即给张学良发去一封密电：“前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据云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副司令面陈。”
张学良接电后，次日就亲驾他的波音专机飞抵洛川，去见这位突如其来的红军使者、过去的老部下———高福源。
高福源见到自己的最高统帅后，“啪”地一个立正：“报告副司令，我回来了。这次，是红军派我回来的，有许多情况要向副司令报告。”随后，这位七尺汉子慷慨陈词，声泪俱下：“中国要是继续内战下去，不只是东北军有灭顶之灾，东北失地没有收复的日子，就是整个中国也危在旦夕。……我们应当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联合起来与全国人民携手抗战，洗去背在身上的历史罪名。副司令应与共产党联合抗日啊！”
话说完了，高福源双膝落地，长跪不起。他知道，说出这些话的时候，他的性命已经不属于自己了。他在等待少帅的裁定。高福源哪里知道，他的担忧与恐惧是多余的。一席话，把张学良和王以哲说得双双落泪。张学良走上前去，一把扶起高福源，恳切地说：“你回来很好！你谈的很对！我基本上同意你的意见。你休息一两天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你今后可放心做这一工作，如果你遇有不测，你的家属生活和子女教育都由我和王军长负责。”
1月16日，心情振奋的高福源奉命回到陕北苏区，把详细情况一一向李克农作了汇报。李克农很高兴，领着他去见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
中央领导十分赞赏高福源这一举动，毛泽东当场拍板，任命李克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去同张学良、王以哲会谈。李克农出发前，高福源又被派往洛川，同王以哲约定与红军电台通讯的呼号和电码。2月中旬，双方电台正式叫通。2月19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主席和红军彭德怀司令员的名义，将李克农等中共代表的出发日期由电台通知了张学良和王以哲。
洛川会议
2月21日，漫天大雪，黄土高原上原驰蜡象，一片银妆素裹。在从瓦窑堡到洛川的羊肠小道上，传来一阵清脆的马蹄声。李克农率领四名随从人员，在高福源的陪同下，前往洛川秘晤张学良和王以哲。李克农身穿中山装，四方脸上架着一付圆形厚玻璃眼镜，显得气宇轩昂、严肃庄重。秘书钱之光也身穿中山装，紧随其后。译电员戴镜元，个子不高，只有17岁，穿着学生装，像是要出远门的学生娃。警卫员和马夫，头上扎着白汗巾，身穿对襟白布衫，腰上扎根布腰带，一副陕北汉子的打扮，做向导的高福源也是一身便装。
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绝对保密。
25日下午，李克农一行踏着盈尺深的积雪，终于来到离洛川不远的县。早就奉命准备的东北军67军某团团长亲自出城迎接。李克农一行在此稍事休息后，又向洛川方向前去。
深夜时分，李克农等安抵洛川。这里已是寒气袭人、滴水成冰的世界了。
洛川是东北军67军的驻防地。军长王以哲、参谋长赵镇蕃希望和红军合作的愿望非常迫切，他们热情迎接了李克农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
为防消息泄露，李克农一行被安排住进一个紧靠军部的三进四合院里，高福源的同学、参谋处长佟道和一名副官陪住，院外哨兵把守，戒备森严，形同“软禁”。当然，招待没话说。
王以哲、赵镇蕃将李克农一行安排妥当后，即密电向张学良报告。张学良本答应亲自参加会谈，但因临时去南京有事，不能前来，电示王、赵二人妥为招待，先谈具体问题，重要事项待他回来相商。
2月26日，会谈正式开始。根据张学良的意见，李克农和王、赵二人主要就67军与红军局部合作问题进行了谈判，经过开诚协商，双方达成口头协定：
1。确立红军与67军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则（包括67军在甘边区及关中区的防地）；
2。红军同意恢复67军县、甘泉、延安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
3。延安、甘泉两城恢复正常关系。延安、甘泉两地67军所需粮食、木柴等物，一是67军自己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二是红军转饬当地苏维埃发动群众送粮、送柴进城出售，以便利东北军；4。双方都可互派人员到对方驻地办货。双方对办货人员要负保护之责，并给予方便。但为掩人耳目，办货人员应着便装；5。红军同意在甘泉被围达半年之久的67军两个营重新换防，不加阻挠；
6。东北军送给红军一部分弹药、服装、通讯器材和医药用品等。以全面停战促全面合作，是这次会谈的最重要的成果。
会后，李克农即电告中央。中央批准了这一协定，双方约定自3月5日起秘密下达执行。
而王以哲在会后，除了掩护红军采购人员到西安购买两批物资外，还收集了一批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出版的报纸杂志，连同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各省的军用地图各一份赠送给红军。他知道，处于西北一隅的红军很需要这些东西。可见，王以哲对与红军合作，态度是真诚的。
张学良也不例外。3月3日，张学良从南京飞返西安。4日，他顾不上鞍马劳顿，亲驾飞机抵达洛川，赶往李克农的住地。对这位西北“剿匪”副司令，李克农在上海就曾有过一番“研究”，只是素未谋面。只见眼前站着的这位30来岁、英俊洒脱的年轻人，身穿一件做工精致的长衫，手里拿着根司的克（英文stick，指“手杖”），不像是统领千军的统帅，倒很像是一位商人。张学良一步上前，紧握着李克农的手，半开玩笑地说：“你和老王、老赵搞的那几条，我都知道了，完全同意。不过，这次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说罢，就“哈———哈———”大笑起来。
李克农打趣地说：“张将军，莫非你解甲从商了不成？”李克农心里清楚，张学良想打一张大牌，他要同红军进行全方位的合作。
会上激烈争锋
下午3点，会谈开始。
张学良首先发言：“蒋介石现在掌握着全国的政治、经济命脉和陆海空军大权，是全国最大的实力派，要抗日，就得联合他，否则很困难。你们共产党为什么要提反蒋抗日，不要蒋介石，是个很大的失策。你们共产党为什么要反蒋抗日，你们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为什么不包括蒋介石呢？”
李克农说：“蒋介石一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对日本侵略步步退让，不许抵抗；对主张抗日的红军却全力‘围剿’。我们现在号召一切反对日本侵略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他仍然专打内战，死不抗日，他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公敌，我们又怎能把他列入团结的对象呢？所以，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在内。”
李克农之所以说出这番话，是因为瓦窑堡会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是提“反蒋抗日”。这个提法张学良不同意。双方就联蒋抗日还是反蒋抗日这个问题，展开了坦率的争论。
李克农尽力解释，也没能说服张学良。最后，李克农表示，如果蒋介石愿意放弃反共政策，解除对人民的压迫，愿意团结全国人民抗日，中共对他的态度可以重新考虑。
张学良又问：“要抗日如何抗法？共产党对国防问题的看法如何？”李克农说：“抗日主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同时也要争取国际援助。战争的胜负不决定于武器，而决定于人。发动全国人民一致对敌，这个力量是巨大的，是不可战胜的。另外，抗战是长期的、持久的，不可能速胜，投降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中国地广人众，有利于长期作战，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张学良接着问道：“共产党既然抗日，为什么要走山西去东征？从山西走，一定会遭到阎锡山的有力遏制，何不走宁夏、绥远？那里与外蒙、苏联靠得很近，不是更顺利些吗？”
李克农解释说：“红军东渡抗日，一是为了号召全国人民共同抗日，到山西、河北政治影响大，到宁夏对全国影响小；二是为了解决红军军需和兵源问题，我们对东征胜利是有把握的。”至于为什么不走宁夏、绥远，李克农未多作解释，张学良也没有深究。张学良还提出红军与东北军分别派出代表与苏联接洽有关援助中国抗日问题，并与李克农商定，由张学良负责与新疆盛世才联系。盛世才此时与苏联关系较好。
最后，张学良提出要求，希望中共方面派出全权代表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最好能在毛泽东主席或周恩来副主席中推出一位来再作一次会谈，会谈地点在肤施（延安）城，时间由中共方面定。李克农和张学良还商定，由中共派一位色彩不浓而又能负责的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给予掩护，以便与各方联络，推动关于成立国防政府和组织抗日联军等活动。
李克农言语机警，口若悬河，张学良谈笑风声，潇洒自如，会谈气氛十分热烈。
5日凌晨4点，会谈结束。
会谈结束后，李克农立即发长电给中央，报告会谈内容并请示以后的行动。
6日，中共中央复电，对谈判结果深表满意，对李克农一行表示慰问，并请李克农即日赴山西石楼晤谈。
7日，李克农一行三人，取道延长河，前往石楼中共中央所在地。当天，中央召开会议，李克农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其他负责人报告了此行经过及张学良希望会见中央负责人的要求。事实上，李克农发电回来当天，中央即已研究，认为张学良的要求是真诚的，对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十分重要，决定派周恩来、李克农为我方全权代表，再赴肤施与张学良会谈。
此前的4月6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名义联名给张学良和王以哲打电报，内称：
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八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七日由瓦窑堡启程，八日下午六时前到肤施城东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乙：双方会谈之问题，敝方拟为（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四）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丙：张先生有何提议，请预告为盼。
双方电报往来，最后确定于4月8日在延安会谈。周恩来、李克农带着电台和一个小分队于约定时间来到延安东北二十里的川口。不料这天天公不作美，雨雪交加，道路泥泞，和张学良的电台联络又中断了。直到9日上午，才得知张学良亲驾飞机，带着他手下大将王以哲和在其身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刘鼎已到延安。张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