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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8月，陈其昌也突然到王实味家拜访，陈其昌曾是王实味的入党介绍人，陈、王二人过去关系一直不错，此时在上海，遇上王实味一家经济拮据时，陈其昌还主动借钱给他们，王实味也并未感到有什么不妥。
其实，这时的王凡西和陈其昌已经是中国“托派”的重要人物了。何谓“托派”？
在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第168页中，有这么一条重要注释：
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清除出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在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相结合，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
刘莹当时已是中共党员，对中共中央的反托斗争情况比较了解，当她得知王实味为王凡西翻译了《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后，便敏感地怀疑王凡西可能是托派，劝告王实味不要与其交往，王实味坦然地接受了刘莹的劝告，从1931年1月开始，王实味便断绝了与王凡西的联系。
1932年，王实味夫妇曾委托陈其昌介绍王实味加入左联。陈其昌明确说：“我不能办这件事了，我已不做党的工作了。”这句话使王实味夫妇对陈的政治面貌产生了怀疑，此后，王、陈二人也再不来往。
由此可见，上海期间，王实味和托派重要成员王凡西、陈其昌等人有过一段交往，王实味本人在思想上也曾接受过托派的某些观点，但他和真正的托派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更没有组织上的联系。
“七七事变”后，抗日救亡的浪潮在全国高涨。1937年，王实味在开封重新入党，同年10月，向往革命的王实味，将已经怀孕的刘莹送回娘家，自己只身来到延安。
王实味来到延安后，被分配到延安马列学院编译室，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不久又改名为中央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为培养高级理论干部而设立的高级研究机关。院长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兼任，副院长为范文澜，下设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思想、中国文艺、中国教育、中国新闻、国际问题和俄文（翻译马列著作）等9个研究室。1942年初，张闻天率领一个调查团到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农村作为期一年多的调研工作。这段时间，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维汉代为负责中央研究院的工作。
中央研究院成立后，王实味被调往该院中国文艺研究室工作。由于他在文学和翻译方面有一定的成就，被中央研究院任命为特别研究员。王实味这段时期主要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共计翻译了《价格、价值和利润》、《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以及《列宁全集》第18卷中的一部分内容等共65万字，是当时延安一位相当有成就的翻译家。
1942年初，毛泽东亲自倡导的整风运动在延安广泛开展起来。整风运动开始后，不甘寂寞的王实味相继写了《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和《硬骨头与软骨头》等杂文，对延安存在的某些缺点和他感到不满的现象提出了批评。
王实味案（三）
实事求是地说，延安不是没有缺点，对这些缺点进行批评也是完全允许和十分必要的，问题是一介书生的王实味看问题难免幼稚、偏激，对一些现象的批评总是夹杂着一些冷嘲热讽的味道。在《政治家、艺术家》一文中，王实味写道：
我们的革命事业有两方面：改造社会制度和改造人———人的灵魂。政治家，是革命的战略策略家，是革命力量的团结、组织、推动和领导者，他的任务偏重于改造社会制度。文 艺家，是“灵魂的工程师”，他的任务偏重于改造人的灵魂（心、精神、思想、意识……在这里是一个东西）。
政治家主要是革命的物质力量的指挥者，艺术家主要是革命精神力量的激发者。前者往往是冷静的沉着的人物，善于进行实际斗争去消除肮脏和黑暗，实现纯洁和光明，后者却往往更热情更敏感，善于揭破肮脏和黑暗，指示纯洁和光明，从精神上充实革命的战斗力。
这其实是把政治家和艺术家放在了对立的两面。在《野百合花》一文中，王实味从极端民主、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出发，用夸大的事实、尖刻的语言，把延安某些机关在节假日组织的文娱晚会，说成是“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景象”，与“当前的现实”“不太和谐”；把干部待遇上的一些差别，说成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把在战争环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生的个别事情，说成是“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把少数干部的官僚主义，说成是“到处乌鸦一般黑”，“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在延安生活里缺少“人对人的同情心”等等。
在王实味的笔下，延安工作和生活中的某些缺点与不足被歪曲和夸大了，他的观点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得到了不少人的“共鸣”，一时间人心波动，思想混乱。
1942年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开了全院整风动员大会。在会场上，王实味带头和主持全院整风工作的李维汉发生激烈争执。会后，他写了《我对罗迈（即李维汉）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等短文，贴在中央研究院为整风创办的墙报《矢与的》的头两期上，鼓吹要“绝对民主”，向“大人物”进言。这些短文贴出后，不少人赶来观看，后来它们又被贴在布上，挂在了延安南门外热闹的新市场上，围观的人群像赶庙会一样。
王实味的言论，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他们把王实味的文章编印成所谓《关于及其它》的小册子，四处散发，称“中共……歌赞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情形下，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对中共及陕甘宁边区进行恶毒的攻击。
为纠正王实味的影响，中央研究院从5月27日开始，一连数天召开全院座谈会，试图把整风引向正轨。在这个座谈会上，神经敏感的康生亲自插了手。座谈会初期，王实味的问题还只是单纯的思想问题，不久，由于康生的介入，上升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在座谈会快结束时，由于王实味以前曾向党组织交代过早几年在上海与王凡西、陈其昌等人的交往经过，王实味的问题便被作为与“托派”有关的“敌我问题”来对待了。
座谈会结束后，康生为“扩大战果”，使“斗争深入”，在7至8月份，又追查出一个与王实味相联系的所谓“成全、王里、潘芳、宗铮、王实味”的“反党五人集团”来。
这年9月，李维汉被调离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研究院，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任秘书长一职，再没有过问中央研究院的反王实味斗争。1942年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党委作出了《关于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称王实味“从一九二九年参加托派活动以来，始终没停止过托派的活动”，“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根据这个决定，王实味被当作敌人送交保卫部门审查。1943年4月1日，康生下令将王实味正式逮捕。
康生式的审讯开始了，王实味在“坦白罪行”和“否认自己是托派”之间，来回转圈，审讯工作并不顺利。看来，其中必有隐情。
然而，康生那一套“逼、供、信”式的审讯方法，很少有人能抵挡得住，最后，王实味也无招架之功，最终承认自己是托派，而且还是个“自命天马行空、半狂的托派英雄”。
“抢救运动”结束后，李克农主持了甄别工作，因为甄别对象太多，按照轻重缓急的次序，王实味的问题被排在了最后。
王实味案（四）
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种种主客观原因，最终还是于1946年作出了王实味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认定王实味到延安来的目的，是要进行有组织的“托派活动”。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攻延安，中共中央社会部的一批干部组成一个大队，撤离延安去了晋西北的兴县，王实味也随队同行。
4月16日，王实味被送押到晋绥公安总局第四科（主管审讯和看守工作）。据该科的同志 反映，王实味在从延安到晋绥的路上，“常说刺激人的怪话”，“故意找麻烦”，对他自己的“罪行”没有认识，自称是“为党牺牲的好同志”。
晋绥公安总局的有关人员认为，王实味是中央社会部交下来的重要案犯，在行军途中又“进行挑拨离间等破坏活动”，因此“对其看押特为严密（专管，严锁（门），不准见人，不准出门）”，比在延安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6月中旬，兴县遭到敌机轰炸，晋绥公安总局提出了处决王实味的请求。
7月1日，国民党的飞机又一次轰炸了兴县，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被炸，为了应急，看守所要立即搬家。当晚，王实味被就地处决！命令是谁下的？
康生于1947年2月到达晋绥，在临县郝家坡村搞了一整套很“左”的土改。晋绥公安总局关于处决王实味的请求，得到了当时在晋绥的康生的“口头批准”。
毛泽东知道王实味被处决，已是1948年的事了，他雷霆大发，说：“你们赔我一个王实味来！”
这年8月31日，李克农就王实味问题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检讨，主动承担了王实味案的责任，并请求中央处分。
9月1日，毛泽东批示：“有所声明即够，不必议处。”并请中央书记处及有关同志阅。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彭真、饶漱石、聂荣臻、贺龙等都在报告上画了圈。
李克农的报告中，只字未提康生。而康生呢，却也一句不吭，更没说过要担负责任的话。
1981年，85岁高龄的李维汉怀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向中共中央组织部提出：要求对王实味案进行复查。
根据李维汉的建议，中共中央组织部经过调查，于1982年2月，作出了《关于潘芳、宗铮、陈传纲（即成全）、王汝琪（即王里）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指出：毛主席1950年7月在陈传纲同志的信上曾明确批示：五人反党集团问题并无具体证据，似应予以平反。但未能具体落实。“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几个人受到冲击和迫害。现决定对潘芳、宗铮、陈传纲、王汝琪四位同志参加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问题，予以正式平反，推倒强加他们的一切不实之词，撤销对潘芳、宗铮两同志的处分，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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