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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8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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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鼻子骂道:“你给中国人丢脸!”农妇脸上挂着笑,用河南口音回答道:“没办法,孩子多嘛。”

在武汉,我也不止一次被这些乞讨者骚扰。每次为了脱身,我都要给个一块钱或者五毛钱的硬币。有一次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子抱住我,在我给了他一块钱硬币后居然还不满意,说道:“给这么点,小气!”我这个人一般不跟弱者计较,但见了这么个无耻的少年,也禁不住心里生气,大吼一声:“给老子滚!”那少年被吓住了,松开了我。后来我走了几步回头看了看他,竟然在向我做鬼脸。

武汉的洪山广场一带,则活跃着一批强卖玫瑰花的孩子。他们一般只看到情侣才动手,强行缠着要人家买花。一次我和妻子从那里经过,一个十来岁的小丫头缠着我要我买玫瑰花。虽然我一向不喜欢弄花啊草啊什么的,但心想,一枝玫瑰花也就两块钱,至多五块钱,买就买吧。谁知那丫头张嘴就要十块。妻子一听,说这不是敲竹杠吗?咱不买了。妻子拉着我离开,谁知那丫头居然抱住我的腰,也不说话,非要买不可。我就跟她说,丫头,你正是上学的年纪,咋不读书啊,干吗要干这个。那小丫头听了我的话,张嘴就骂:不用你管,连花都买不起的穷鬼!我一听,压住怒火说:做买卖得讲究自愿,我不买你的花你也不能骂我呀。妻子早就不耐烦了,一把把那丫头从我身上拽开,跟我说:就你个书呆子,跟这种人罗嗦什么呀?走!恰好在此时,另一对情侣走过,这丫头又缠住了他们俩。我摇了摇头,对妻子说:这种人长大了能长成什么样子?

在汉口的江汉路一带,则活跃着一批奇形怪状的乞讨儿。实际上这些乞儿多数是被人为地弄成各种畸形怪状:有的被用绳子把双腿从背后绑到胸前,有的干脆被人为地弄成残废。还有一些流浪儿,为了博取同情,冰天雪地中只穿单衣,因此被冻坏了手脚。此外我还发现,这些残疾的乞讨儿童往往有大人监视和唆使。他们通常在距离流浪儿不远处,监视着流浪儿的一举一动。据我了解,这些人往往是流浪儿的父母、亲戚,有些干脆是人贩子。本来应当在课堂中读书的儿童,成了这些人发财致富的工具。

我父亲患了多发性骨髓瘤以后,在二○○二年春节期间因为脊柱压迫性骨折而自己不能行动。为了方便自己回家做饭不在父亲跟前时照顾一下,我母亲到A医院找了一个护工。那个护工姓万,是个二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姓万的嘴很巧,一个劲地让我们放一百个心,说自己有很多年的护理经验。我们听了,也就略微放了些心。这个姓万的“照顾”了我父亲一个礼拜,当我母亲一走,姓万的对我父亲说他昨天晚上照顾另一个病人,累了,想在我父亲床上睡一下。我父亲心善,也就同意让姓万的休息一下。我父亲动弹不了,姓万的就搬着我父亲到床的一边,然后就挤到我父亲那张窄小的单人病床上睡大觉。本来我父亲还以为他只是一时如此,却没想到姓万的竟然是天天如法炮制。偶尔醒过来,姓万的就跟我父亲谈论说自己缺钱。湖北有不少人有意思,不说挣钱、赚钱,而是说“搞钱”;一个“搞”字,把钱的来路弄得十分暧昧。姓万的就是这样,成天嘴里“搞钱搞钱”的,实在令父亲厌恶。但当着姓万的面,父亲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后来有一天乘姓万的不在,赶紧跟我母亲讲了。这才把这个一心“搞钱”的人给辞了。从此,我们家人对医院里这些护工厌恶至极,自己再累也坚决不雇护工。

二○○四年四月我父亲去世前几天,又住进了C医院。C医院也有护工,一开始还有几个跑来问要不要护工来“帮忙”。我们家早就知道这些护工普遍不怎么地,根本就没有考虑。我母亲每天招呼父亲,姐姐也从河北廊坊赶来伺候,我也向单位请了假守侯在父亲病床前。在伺候父亲期间,我看到旁边病房住了一个八十四岁的老人,他的那个护工是个十七八岁的农村小妞。别看这个小妞年纪小,如何损人利己却一点都不含糊。一天春光明媚,老人家想晒晒自己的衣物被褥,就请那小妞帮忙。小妞也正想晒自己的衣物,就不答应,把她自己的衣服搭在晾衣服架子上就出去散步了。老人无奈,只得找了根竹竿,自己颤颤巍巍地往竹竿上搭衣服。我母亲见状,赶紧过去帮忙。刚晒了一小会儿,那个小妞回来了,看到老人那些衣物被褥挡了她的阳光,立即气急败坏地走上去把衣服拽下来,嘴里还骂骂咧咧:“又不是明天就要死了,急什么急?”

对弱者施以同情,至少不故意坑害,这是做人最起码的底线。然而在今日之中国,弱肉强食的观念已经深入很多人的心。即便是那些医院门口卖烤红薯的,其价格都比一般地方贵上四分之一。对,因为你弱小,因为你陷于困境,不宰你宰谁?在各个大医院的门诊部,往往还活跃着一批专门从事坑蒙拐骗的“医托”,假装成患者模样,虚情假意地介绍一些蒙古大夫、野鸡医院。城里人见识多,上当的少;很多农村人就被这群丧尽天良的骗子骗走了救命钱。此外,医院的小偷还特别的多,这帮贼知道这些来看病的人肯定有钱,于是专拣病人下手。父亲生病这几年,我奔走于医院,不止一次看到那些被偷了救命钱的病人呼天喊地、悲痛欲绝的情景。

二○○三年二月底,我和一位同事开车到外地出差,结果在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汽车撞到水泥隔离墩上又翻了个底朝天。当我们从扭曲变形的车身中爬出来,惊魂未定地报警时,附近村庄的几十个农民拿着撬杠等工具奔到现场。看到我们人都还活着,那些人就跟我搞价钱,要我们付一千块钱帮我们把车子翻过来。我们这是因公出差,车子也有保险,自然不会要这些一没票据、二无工具的农民帮忙,就客气地向他们道谢后请他们离开。然而,那些农民就如同等待觅食机会的秃鹫一样围在那里不肯走,几个人把我们车上洒落在外面的香烟、打火机等东西捡起来塞到自己兜里,更多的人则围着已经摔开的汽车后备箱。当时我们的后备箱里还放着手提电脑、业务资料和一些生活用品,于是我走上前去请他们走开。他们却不走,指着散落在后备箱里的洗发水和饮料说:反正你们也没有用了,把这些东西给我们吧。我当然不干,只好冒着汽车起火的危险守在那里防止他们哄抢。直到二十分钟后交警来了,那帮农民才不情愿地散去,走时一步三回头。后来我们清点后备箱里的物品,发现少了同事的一双新买的皮鞋。这就是当代中国人的道德水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十二、柳巷北口

一九九七年春节我忙着给女友找工作,因此过年没有回家。那一年我母亲找太原钟楼街一家商场的段经理代销我们家的灯笼,姓段的仗着自己是坐地户欺负我母亲。尽管那一年灯笼行情非常好,姓段的却仍然按前一年行情不好时亏本吐货的价格结帐。可怜我父母都是老年人了,每天辛苦劳动十五、六个小时,做的货堆成了山,被姓段的这么一坑,除掉成本合计只挣了七千块的工钱。父亲听到这个消息,连悲伤带气愤得把一些焊好的灯笼架子踩扁,说这个生意咱们不做了!母亲虽然心里也很难过,但转念一想,不做灯笼靠什么生活呢?于是,咬咬牙还是又做起了花灯。

一九九七年行情好,家里的灯笼几乎全部卖光了。为了挽回损失,我的母亲和父亲又没日没夜地干活。恰好一九九七年的夏天,中国北方地区气候反常地炎热,连太谷县的气温也常常超过四十度,这是我们家搬到太谷以后从来没有过的。因为白天太热,父母也舍不得买空调,所以就晚上干活、白天睡觉。为了节约时间和金钱,父亲上街批发了很多三四毛钱一包的廉价方便面,二人一天只吃两顿饭,食物就是青菜煮方便面。夜晚干活光线不好,连气带累,我母亲的眼睛只一年就花了。当时我正因为给女友找工作忙得焦头烂额,姐姐小孩也刚出生不久。为了不给我们增加思想负担,父母一直没把实情告诉我们姐弟俩。后来到一九九七年秋天父母到武汉来散心时我才知道这个情况,顿时感觉自己实在是太粗心了。要是我过年能回去帮助父母卖灯笼,那么父母也不至于被人家坑得那么惨。

因此到一九九八年春节,我向单位请了一个长假,回家帮助父母卖灯笼。回家之前,我在商场里给母亲买了一个当时最时髦的不锈钢保温杯,以便母亲卖灯笼时候有口热水喝。母亲知道我回来帮忙,春节前就在柳巷北口一家国营的五金门市部租了一个柜台,我从太原站下车就直接来到商店里。

这家五金门市部大概有四五十平米的营业面积,晚上我们家把货堆在商店里,到白天就拿到商店外面,把商店腾出来继续由人家卖五金建材。除此之外,商店门口一块地方还租给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独臂人搞印刷。门市部有三四个营业员和一个经理,人都还不错。那个独臂人原来是太原市的一个流氓团伙成员,与另一个流氓团伙打架时被对方砍掉了一只胳膊。后来,这个人又因为行凶被判了八年徒刑,出来后就靠做标牌锦旗,印制名片、饭菜票等活计谋生。此人面相凶恶,一看就知道不是善良之辈。他还谈了一个女朋友,是附近一家私人商店的营业员,当时才十六七岁年纪。当初这个独臂人看上了这个小姑娘,就经常有事没事地到那个商店转一转,渐渐混熟了,就总是请人家吃一块五一碗的凉皮。小姑娘不知道是陷阱,就跟着这个“叔叔”出去,被独臂人连哄带骗弄上了床。后来这小姑娘怀了好几次孕,独臂人都让她做了人流。即便是这样,独臂人对这小姑娘一点怜悯之心也没有。我母亲租柜台那天刚好小姑娘做了人流回来,不知哪句话惹了独臂人,被独臂人一脚从屋里踹到屋外,站都站不起来。那天独臂人不在时,商店的王经理叹息着对我母亲说:现在的小姑娘可真不值钱,一碗凉皮就跟人家上床,挨打受罪;这种人一沾上就脱不了身,动不动就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真是造孽呀。

有这样的恶邻,我母亲非常担心我言语不周惹毛了他,就把我叫到一边说:“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对这种人要敬而远之,千万别惹事。”母亲在商海里滚打了多年,历练出了跟形形色色人打交道的本领,对这个独臂人总是笑脸相迎,给他敬烟抽,有时见他一只胳膊拿东西不方便还主动上去帮帮忙。人都喜欢吃敬酒,独臂人见我母亲对自己这样厚道,也变得客气起来,还经常跟我母亲唠唠家常。听母亲把我们家情况一介绍,这个骂自己父亲是“老王八蛋”的独臂人竟然佩服起我母亲来,张嘴闭嘴叫大姐。后来有一天,独臂人见我跟母亲坐在一起抽烟,就凑过来跟我们唠嗑,对我说:“你妈这一辈子真不容易,把你跟你姐都扶上正路,你小子生在你们家也是前世修来的福气呀。以后你可得孝顺你妈,要不你还算个人吗?”我听了以后暗笑,心想我还用得着你这样的人教训?不过我还是连连点头称是。

此外,当时商店里还有一个看门的老张头,六十多岁,是太原重机厂的退休工人。老张头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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