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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红薯你就捡着。”母亲一听，就跟在人家后面，一天居然捡了几十斤烂红薯，背了十来里地回家，还挺高兴。
当时，我祖母住在郑州黄河路一个大杂院内，大杂院有一片空地。一九六九年，有一家人来到那片空地上，用高粱杆搭了一个窝棚住下了。那家夫妻俩都是老实人，有四五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叫小凤。小凤家本来是郑州市民，但夫妻俩都没有正式工作，靠打零工过活，日子本来就挺难。就这么一家人，也没招谁惹谁，文革初期竟被红卫兵当作“社会寄生虫”强行遣送到中牟县农村。他们家在中牟县举目无亲，根本混不下去，等风声一松就又回到郑州。回来后发现，原来的破房子却已经被人给占了，因为怕惊动红卫兵也不敢强行要回来，就流落到祖母住的那个大杂院里搭了个高粱杆窝棚。全家六七口人都睡在高粱杆上，寒来暑去一晃就是十多年，艰辛度日。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全家就在街上摆摊卖烤红薯。到了一九九○年我父母送祖母回郑州时，发现他们家居然已经盖起了一栋二层小楼。小凤家的人热情地邀请我父母到他们窗明几净新居做客，回忆起那些艰辛岁月仍然是唏嘘不已。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潼关铁路修完，铁Z局又流动到北京附近的河北怀来、幽州一带，从事丰沙线铁路复线建设工程（「注」丰沙线是连接北京丰台——河北沙城的铁路，该线于一九五四年建成，一九五五年十一月运营。其复线工程于一九七二年十月竣工运营）。当时正直“九大”前后，单位提出的口号是“要洞不要命”，禁止职工带家属到工地。于是，我的母亲又不得不跟祖母住了一段时间，又遭到祖母百般虐待。后来我母亲回到滑县老家住了一段时间，返回郑州时因为带的东西少了，祖母又是骂骂咧咧，甚至连我外婆都骂上了。我母亲一听实在是忍无可忍，就头一次跟祖母顶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俺嫁给你们姓国的家，倒霉俺认了，可俺娘没惹过你，你凭什么骂俺娘？”我母亲自从嫁给父亲以后一直逆来顺受，今日居然敢跟祖母顶嘴，祖母马上就怒不可遏，把母亲从家里赶了出来，连锅都扔出来了。我母亲也被祖母气得不得了，发誓再也不进这个门，就拎着锅，背起我年幼的姐姐上北京找我父亲。由于是被赶走的，走时身无分文，连买火车票的钱都没有。
好在那时人心尚善良，因此母亲上了火车，跟乘务员讲了情况后，乘务员不但没有把她母女赶下火车，反而还让她们到乘务员休息室坐着。到了北京站，我的母亲找不到去丰沙线的火车，（「注」当时去丰沙线要到永定门火车站上车）就把我的姐姐放在长椅上，自己去打探路。等到打探清楚回来，发现那里围了一群人。我的母亲一想，坏了，孩子肯定出事了，于是扒开人群走上前去，发现我的姐姐发起了高烧，已经在抽搐了。这里举目无亲，此时又碰到这种事情，我的母亲顿时急得大哭起来。此时，一个解放军走上前来，说，快送孩子去医院呀。母亲哭着说，身上没有一分钱。于是那个解放军说，那我陪你去。这时，一个在火车站前蹬三轮车的大爷也上前来说，快走，我送你们。就这样，在这两个素不相识人的帮助下，把我姐姐送到医院。路上，那蹬三轮的大爷一边拼命往前蹬一边还不住地劝我的母亲说：“闺女，别着急，我快点蹬，几分钟就到了！”到了医院一量体温，已经四十二度了，亏得来得早，否则肯定没命了。不凑巧，还碰上一个差劲的护士，没做皮试就给我姐姐打了青霉素。后来那个护士意识到了，但又不吭气，站在那里看着姐姐不敢走。也算我姐姐命大，打青霉素恰好不过敏。那解放军替我的母亲交了医药费后要走，我的母亲连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只回答了一声：“就叫我解放军好了”就走了；而那位蹬三轮的大爷一直守侯在医院，还给我的姐姐买来了罐头，等姐姐退烧之后，他又骑着三轮车送他们母女俩到永定门车站，为她俩买了一张票。
多年以后，当我的母亲回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总还是对那个救了他们母女的那位解放军战士和蹬三轮车的老大爷心存感激，总是怀念起那些素不相识、给了她那样热心帮助的善良的老北京人，也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怎样。此事如果发生在现在，那后果肯定不堪设想。现在这个社会，人心确实变坏了许多。
母亲到了丰沙没几天，祖母在家里想到这个没工作的小媳妇居然敢跟自己顶嘴，越想越气，干脆自己买了张火车票跑到丰沙工地来兴师问罪了。一进工棚就大吵大闹，声音特别高。我母亲早已对祖母这个人深恶痛绝，此时听到她的吵闹声更是无法忍受，跑出了家门。一边跑一边想着无论怎么自己跑都躲不过这个恶魔的手掌心，于是又一次想到了死。时值一九七一年夏天，永定河上游水库正在放水，河道里急流澎湃，母亲心一横，纵身跳了下去。
此时正是白天，母亲投河时很多人看见了，很多工人跳下了河，捞起了已经被水呛昏的母亲。当时单位里还有军管会，军管会领导闻听此事的前因后果之后勃然大怒，下令把祖母给绑了起来，并勒令她当天就要滚出工地。祖母一向欺软怕硬，看到军管会如此厉害，只得乖乖走了。此后不久她就去了东北我叔叔那里，母亲这才算从祖母的手中解脱了出来。但那一次我的母亲受了刺激，一度有些精神分裂，养了很久才恢复过来，但还是落下了偏头痛和神经衰弱的后遗症。直到我小时侯，还经常看到母亲头痛难忍时用头撞墙。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有一个从河北到母亲所在的太谷线材厂买铁丝的采购员给母亲捎来了几斤天麻，母亲吃了以后，渐渐好了起来。
父亲他们在丰沙线时，恰逢中共“九大”召开，各地赶着给“九大”献礼。丰沙线工地上挂的标语是：“为‘九大’献礼，保证按时完成任务，就是人拉肩扛也要把火车抬过去！”每当我父亲看到这个红底白字的豪言壮语，一股厌恶的感觉油然而生，心想：人拉肩扛，你扛一个试试？为了赶进度，当时还大搞“星期六义务劳动”，每到星期六的晚上，所有坐机关的都来工地干活，实际上大家要的是这个形式，干起活来还是慢慢吞吞，插科打诨。丰沙线隧洞特别多，这么多人乱七八糟地挤在洞里，万一出了什么事跑都跑不及。不过当时也是运气好，居然没出什么事。
此时我们的家庭，用“彻底的无产者”形容是一点都不过分的。当时全家三口住在父亲用木板和油毛毡钉成的简易房子里，用枕木锯成大大小小的木墩子埋在地上充当桌椅板凳。当时的卫生状况也非常差，臭虫遍地，晚上咬得人根本无法睡觉。臭虫这东西，今天的人们多已见不到了，但那时却非常普遍。臭虫是一种菱形的寄生虫，专门靠吸人畜的血过活，未吸血时呈扁平状，吸饱人血之后，则像人指头肚子似的圆圆鼓鼓。
丰沙线沿线地处燕山山脉，四周都是崇山峻岭，间或有河流溪谷流淌。附近出产葡萄、山杏。当地的葡萄呈奶白色，晶莹剔透，非常可口。如今我们市面上常见的“长城”葡萄酒，就是用当地生产的葡萄做的。
到丰沙线不久，我的母亲又怀孕了，这个胎儿就是我。刚一怀上，我母亲的反应就非常剧烈，特别想吃酸的食物。祖母不在身边，我父亲也就敢光明正大地心疼母亲，经常坐火车跑到河北沙城给母亲买葡萄吃。但当时太穷，老买葡萄也买不起，于是母亲经常和另外一个家属一起到山谷里摘山杏吃。时值一九七一年夏末秋初，二人刚摘了一会儿，突然下起大雨来。雨越下越大，转眼间变成了倾盆暴雨。那个家属一看，指着一块大石头说，咱们找个地方避避雨吧。于是二人向那块大石头走去。可是我的母亲钻进石头缝里抬头一看，发现四周的悬崖上均有水冲刷过的痕迹。我母亲虽然不懂什么地质学，但直觉告诉她，既然那么高的地方水都能冲到，那么何况这沟底呢？母亲越想越怕，就对那家属说此地不能久留，还是得赶紧跑回去。那个家属本来不愿意走，但母亲跟她说了自己的担忧后也害怕起来，于是二人拼命往家跑。一路上顶风冒雨、磕磕碰碰，但总算安全到家。刚刚过了家里附近的那座桥，巨大的泥石洪流就咆哮而下，里面夹杂的大石头足有双人床那么大。
一回到家里，看到屋里漏得跟水帘洞一般，地上的水已经齐膝那么深了。我父亲正在忙着用脸盆往屋外舀水，姐姐则哭得哇哇叫唤。气喘吁吁的母亲惊魂未定，靠着门暗自庆幸：要是当时自己没主意依了那家属，再多避上一会儿雨，那肯定是在劫难逃、尸骨无存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疯狂国度（1966～1971） 十七、咄咄怪事
丰沙线靠近北京，因此我父亲偶尔也利用星期天带母亲到北京转转。一天，他们俩到颐和园去玩，转到了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筑的石舫时想上去看看，却被公园的管理员拦住不让进。父亲抬头看见石舫上面有几个外国人在游览，于是就问：“我看到上面明明有人嘛，怎么就是不让我们进呢？”工作人员回答说：“只有外宾才能进，否则这么多人踩来踩去，石舫早就垮了。”对这件事，我父亲一回忆起来就很气愤，说：这不是“华人和狗不得入内”的翻版吗？改革开放后，颐和园的石舫也对普通老百姓开放了，也并没有见被踩垮。
还有一次，我父亲和几个工人一起到八达岭长城去玩。当时也不知道什么革命需要，长城好好的垛口竟然被拆掉了一段修成了花墙。我父亲想，这破花墙有什么照头，就要求到垛口那里照相。可那照相的根本就没有什么“顾客是上帝”的概念，把眼一翻，说：“就这儿照！你爱照不照！”我父亲无奈，只好在花墙那里照了一张。至今我们家还保留着这张照片，成为那段荒唐历史的又一个见证。
那个年代的标语口号也算一绝。那年我父亲他们路过长治市，在附近农村的墙上看到这么一个大标语：“肝脑涂地学大寨，开肠破肚赶昔阳”。我父亲当时就想，妈的，要学大寨你就学呗，干吗非要弄得血淋淋的？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也曾在一些地方农村的墙上看到过一些血淋淋的标语，写着诸如“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之类。每当此时，我不得不感慨历史还在延续。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苏联前领导人赫鲁晓夫逝世。我的父亲从一张《人民日报》上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角落看到这么几个字：赫鲁晓夫死了。当他看到这则“爱憎分明”的标题时，一方面为赫鲁晓夫这位苏联的解放者辞世感到有一些难过，另一方面禁不住产生出一种对当时统治者的厌恶情绪，并打心底里嘲笑着他的狭隘与无聊。后来到了一九七五年，当蒋介石去世时，《人民日报》仍旧如法炮制，又刊登了一条标题叫《蒋介石死了》的消息。
当时的统治者对学文史的人特别不放心，文革第一个受迫害的对象，就是历史学家、《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那时的社会风气就是轻文史，重理工，有“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因此，当时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很多人缺乏起码的文史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