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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呢？”斯诺又问：“还有其他障碍吗？”
“其他都是枝节问题。”周恩来干脆地回答，显得简洁而明快。
会谈就这些。斯诺整理笔记，并且删去那些估计不能说的话，将可以说的写成一个很长的电报，交给总理审定。然后，斯诺将这个电报发到太平洋那一边－－美国－－他的祖国。
就在那个星期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汉将军到达北京，递交了尼克松的信件。尼克松说：在他正式和中国打交道前，将授权一位特使先行访问北京，讨论台湾问题。
又过了几个星期，毛告诉斯诺：“尼克松的特使就要到达北京了。”
斯诺的文章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引起震动。他传达了毛、周邀请尼克松访华的重大新闻。美国总统及其助手们抓紧研究这个举足轻重的国际大事。处于对苏冷战时期的美国，正在努力寻求美苏之间的第三张牌。
七月九日到十一日，基辛格秘密访问了中国。
此后，形势急转直下，中国在外交上柳暗花明。
周在外交方面的经验、知识和风度，是中国领导人中少有的。他总是那样风度雍容，机智风趣。周恩来信心十足而又谦虚有礼地进行着与毛泽东协商好的那些步骤。他好象不是从艰苦的长征、上海地下斗争和延安出来的，这样的风度，在别的中共领导人那里几乎看不到。周在谈话中常常扮演不同的人物，这使人觉得别人都是角色，而他是作者。别人是演员，他是导演。即使在他仰视什么人时，他的内心也仍然在那人之上。他是真正的贵族，一位全天候人物。
五十年代曾经担任过美国助理国务卿的沃尔特。罗伯逊说：“别看周恩来风度翩翩，那是假象。他杀过了人，会若无其事地抽根烟就走开了…他是那种看起来不说假话的人，但实际上他从来也没说过真话。他总是在演戏，而且叫你跟着他哭笑…他既能对人热情周到，又能做到无情残酷。周出身于官僚书香之家，具有贵族的血统。在文化上，他抛弃了传统的表面，但保存了传统的实质。”
任何一个强硬派得到毛的认可，周都会与之合作，但绝不是合流；任何一个温和保守派得到毛的支持，周都会将之纳入自己的圈子。但如果危险来了，需要抛弃这个或那个力量，他也会不眨眼地扔掉。如果还有价值，事后他会再想法拣回来。周会顺水推舟，但不添油加醋。他知道怎么把各方面关系都弄得都很光滑。他是个八面玲珑的人。当他难受时，能尽量保持冷静。可是当他手中有了好牌时，就会更加温文尔雅。
一个时期过去了，中国的困境得到缓解。
周给毛泽东打电话说：“事情进展顺利。现在我想去看看你。”
“没有大事，我不会找你。你呢？”毛说：“你现在找我干什么？”
周恩来说：“人家都有假期，就是我们没假期。要是年轻，老婆肯定得吹。”
毛泽东说：“懂哲学的人，都没有良好的夫妻关系。康德不理解人们为什么要性交，萨特不结婚，孔子的夫妻关系也一般。我也一样。有假期也不行。”
周恩来哈哈大笑起来。随后，他们在电话中还谈到了性。毛泽东说到李商隐的无题诗。他说李的很多诗歌被人看作淫诗，如雏凤胜于老凤声，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他还说，有人将他的庐山仙人洞一诗也看成淫诗，周恩来大笑起来。他和毛泽东，出身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在对待异性上也很不同。周的性情是知识分子式的，不论外表多么刚毅，温情是始终存在，而且力图找到美好的表达。毛泽东不同，他渴望美好的平等的爱情和热烈的性，但是他的无于伦比的权威威胁了女人，即使真正有个女人要和他维持平等的感情，毛也不会容许。他陷于传统政治与人类感情的矛盾中，最后只好走向性的消遣甚至性的虐待。他一定想过：“既然你们都无法达到我的要求，我就只好把你们当做玩具了。”周恩来则不然，他小心地保护自己心中一块美好的东西，身在地狱心在天堂，向往纯情的女子和远离尘世的爱情。这个不同，两个人都互相理解。周恩来从不嘲笑毛在性方面的放纵，因为他知道他的孤独；毛泽东也深知周恩来向往的小姐应当是个什么样子，即使周有什么花花事，毛泽东也不会忌妒。他们在不同的山坡上寻找不同的花朵。
他们谈得很多，很开心，彼此距离很近很近。
那是毛和周关系最融洽的时期，也许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合作。周恩来和毛泽东不同
访问中国的法国人曾写道：“毛和周的关系那时非同寻常。我们和毛谈话的时候，周居然在那边随便翻阅报纸，显然没有注意谈话的经过。不能想象，有什么人可以在戴高乐面前这样做。”
在一次随便的聊天中，周恩来很动情地向毛叙述了自己的思想经历。他曾经在游击战争问题上和毛泽东有相反的意见，但后来他知道那种路线不行。周认定毛具有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作领袖的独一无二的品质，因为他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具有献身精神、创造性、中国式的个性和超人的魄力。
周的这些主动的内心暴露，获得毛极大的好感。毛坦白告诉周，他认定周聪明过人、宽宏大量、有卓越的组织才能和在一蹶不振的情况下挽救局面的能力。他尤其看中周的是那种忠诚和牺牲精神。毛说了一句叫周恩来胆战心惊的话：“你好象没有当第一把手的野心。这个判断大概不会错吧。”
周诚惶诚恐地说：“如果我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承认，这是第一条。”
“你比我聪明。”毛泽东说：“谁当第一把手，谁最可怜。如果叫我再生一次，我当哲学家，当诗人，不当领袖，坚决不当。”周恩来问道：“让蒋介石当？”毛泽东说：“咳，谁想当谁当。”毛泽东以那种对政治和人类的弃绝口气说：“谁当都弄不好。这个世界，操他的娘！无论谁管，都管不好。那时我因为年轻，不服气，以为自己很行，上了主观主义的当。后悔晚了。”
两个人一齐哈哈大笑。
周恩来用那个融洽的气氛，忧虑地说到当时的四大危机：接班人问题，军队内部的宗派问题，左派右派对国际国内政策认识的倾向性问题，以及战争危机。毛、周都认为：形势发展比估计要快。中美关系的发展，使很多人跟不上。要迎接新形势，把思想的混乱降低到最低限度。
毛说：“账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咬。不管怎样，中国不会在地球上消失。”
木已成舟，中美关系迅速发展。
三月十五日，美国取消了去大陆旅行的一切限制。
四月六日从东京传来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问中国大陆的消息。
四月十四日，就在周招待乒乓球队时，美国宣布结束对华贸易的禁令。
五月十三日，美国住巴基斯坦大使转来叶海亚。汗的口信，中国反映积极。高级会晤将在中国境内进行。尼克松读完这封信，马上对基辛格说：“这是二次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他们那天晚上破例喝了陈年白兰地，为庆祝一个和平现实的新秩序的到来。
在这巨大的政治运作中，周恩来得了满分。
相反地，林彪却被中美合作这个突如其来的浪潮甩到历史的浅滩上。
当中国的马车向右拐弯时，林彪仍然一直前行，自个尔冲向危险的悬崖。
失败的政客往往后悔没能激流勇退，而得意的名士往往自诩先见之明。其实，在所有行业中，政治的马车是最不容易刹住的。商人因为金钱的得失，可以在一分钟之内中止合同甚至不再做生意，如范蠡。文人学士可以凭一时的血气弃笔投戎或弃文经商，如班固。其他劳动行业间的互相转换也比较容易。唯独政治，没有那么简单。
别的行业象是爱好，政治却象赌博。封建或类封建社会里，权力的涵盖一切的功能对人的诱惑太大了，权力不仅是调动物质利益的最有效的手段，而且是一切价值的参照。这个无处不在的东西成为唯一的硬通货，它换算一切，动摇一切，建设一切。它甚至能影响人的思维，影响概念和逻辑。政治不仅是个人行为，而且是集团行为。即使你想退却，你身边的人，你所在的那个集团不容许你那样做。此即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在政治上没有撕杀到最后一口气而中途退场的，连敌人也不会理解。如果你杀得对方片甲不留，他们倒会承认你。这种社会的政治机制的无层次性，不仅是终身制的土壤，而且也是政治斗争残酷性的根源。谁上了封建政治的贼船，谁就要拼杀到底，就象穿上了红舞鞋。到头来，胜利的精疲力尽，失败者血肉模糊。
尽管林彪已经意识到危险，尽管知道自己身体状况不好，甚至开始向往平静的平民生活与天伦之乐，但他不可能停止。一号通令被毛泽东愤然废弃，已经告诉林彪毛怀疑他的权力了。但林彪还是想：那不过是偶然的判断问题。一个国家面临敌人极有可能的突然袭击，没有战备号令，让敌人长驱直入，将构成历史上的笑话。谁指挥军队，谁都逃脱不了人民的指责。有准备总比没准备好哇。谁都没有资格嘲笑一场作了准备但最终没有发生的战争。
正确的逻辑没产生正确的结果，因为林彪使用的概念错了。这里的头人是毛泽东，他的最高权力不容分散。这里的一切首先要保证第一把手的利益，这不准分辨。这里没有任何谁都可以一样使用的词语，每个人都用不同的字典。这里的比赛规则瞬息万变，谁输谁赢不是根据能力而是根据裁判的好恶。在这里，你的敌人常常就是你的老板。凡是认真的人都会输得一败涂地，只有痞子才吃得开。
林彪恰恰不是痞子，而是一个认真的人。
林彪承认苏联对中国的威胁，是最直接的威胁。但是大多数的中国将军相信两点：一，苏联毕竟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二，修正主义迟早要失败。在那片公有制的国土上，共产主义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冬眠的社会主义要比活蹦乱跳的资本主义好。虽然上上下下所表示的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痛恨达到咬牙切齿的程度，但这个帝国主义毕竟还有“社会”这两个字啊。从根本上说，苏联还是社会主义的。这个国家，从政治的血缘上说，还是中国的兄弟－－尽管是不和睦的兄弟。而美国，却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一只家兔子尽可以不和野兔子来往，但是绝不应当与老鹰做朋友。
毛泽东不是这想。
一九六五年，当苏联总理柯西金路径北京回国时，毛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美国在越南战争升级，苏联会不会帮助我们。柯西金只是哼了一声。毛泽东记得很深刻。他坚信苏联绝对不会是中国的患难朋友。毛泽东呢，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既然我成不了你的朋友，那就让我就你的敌人的朋友吧。你以为我非靠你苏联不行？不见得！
毛泽东当时曾向罗瑞卿等人征求意见。罗瑞卿等人认为：和苏联的携手不过是军事共和，而和美国合作则是偏离马克思主义。罗瑞卿甚至热情地谈论苏联红军，并认为应当和苏联在越南联合行动。六九年九月，苏联总理来北京，周在首都机场接见了他。毛泽东说他不愿再见到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