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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大大传-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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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太早。
就在这年,辽嗣王宪【火节】三年丧服已满,照例袭封,成为第七代辽王。居正底发达,当然会加重母妃底督责,也增添宪【火节】底惭愤。一切的怨恨,都发泄到辽府护卫张镇底身上。据说宪【火节】把张镇召进辽府,赐他喝酒。张镇看到孙儿中举,辽王又赐酒,正得开怀畅饮。可是一杯又一杯,也委实喝不下了,宪强还要他喝。最后,张镇竟是醉死的,因此在居正、宪【火节】中间,又添了一件大仇,然而表面一切,还是非常的亲近。居正底曾祖“謇子”,大致已经死了,没有看到居正底发达。
居正乡试中式的第二年,嘉靖二十年辛丑,是会试的一年,这次居正曾否入京会试,不可考。明代的制度,乡试的次年便是会试,新科的举人都要入京,也许居正因为年龄太小,没有去。到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居正入京会试,这次却失败了。他曾说到失败底原因:
夫欲求古匠之芳躅,又合当世之轨辙,惟有绝世之才者能之,明兴以来,亦不多见。吾昔童稚登科,冒窃盛名,妄谓屈宋班马,了不异人,区区一第,唾手可得,乃弃其本业,而驰骛古典。比及三年,新功未完,旧业已芜,今追忆当时所为,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甲辰下第,然后揣己量力,复寻前辙,昼作夜思,殚精毕力,幸而艺成,然亦仅得一第止耳,犹未能掉勒文场,夺标艺苑也。(书牍十五《示季子懋修》)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居正再行入京会试,会试以后,再与殿试。这次成功了,中二甲进士,选庶吉士。《明史·选举志》言:“成祖初年,内阁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诸色参用。自天顺二年,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盖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居正这时,已经身居储相之列了。
居正会试时,座主是孙承恩、张治,因为他考《礼记》,所以他底房师是阅《礼记》试卷的陈以勤、吴维岳。进土一甲第一人是李春芳,其后与居正同时为大学士,同科还有殷士儋、王世贞、汪道昆、王宗茂,吴百朋、刘应节、王遴、殷正茂、凌云翼、陆光祖、杨巍、宋仪望、徐栻、杨继盛。这一科有第一流的首相、第一流的文人、立功边疆的大帅、弹劾权倖的忠臣,可算得人甚盛。
 第二章 政治生活底开始
嘉靖二十六年,居正为庶吉士,从此踏上了政治生活的大道。这时政治的大权,一切都在世宗手里。世宗是一个“英明”的君主,十六岁的时候,他只是兴王,武宗死了,遗诏召他嗣位。他自安陆兴王府入京。到了城外,礼部尚书请用皇太子即位礼,世宗立即拒绝,坚持着遗诏只是嗣皇帝,不是嗣皇子。十六岁的青年,这样地坚决,确实是一个英主底举动。即位以后,为了追尊父亲兴献王的事情,和大臣发生许多的争执,但是在大体上,我们毕竟不能不承认世宗称兴献王为皇考,伯父孝宗为皇伯考,是一种合理的主张。此外还有许多兴礼作乐的事,也许现代的我们不感到很大的兴趣,但是如废除孔子文宣王的尊号,只称先师,撤除塑像,只设木主,究竟不失为开明的举动。
然而嘉靖二十六年,世宗已经老了。他只是四十一岁,但是皇帝底年龄,和一般人不同。崇高的位置,使他底生活失去了上进的诱惑,于是他开始感觉到厌倦,再由厌倦感觉到衰迈了。从嘉靖十八年起,世宗已经不视朝,二十年以后,便一直在西苑万寿宫,连宫内也不去。一切的政务,都在因循和颓废中间销磨了。嘉靖二年起,世宗在宫中开始修醮,至此更是无日不在修醮的当中。当时还有前朝、后朝的分别,前朝百官底章奏,是给世宗皇帝看的;后朝便是道士底章奏,也是给世宗看的,但是后朝的世宗,只是道士底领袖。可是世宗对于整个的政治,仍然把持着,一步不会放松。他是洞内的虎豹,发怒的时候,会从洞内跳出来,打死些獐猫鹿兔,打得厌倦了,便仍回洞内,度那优裕懒散的生活。二十六年以后,世宗杀夏言,杀曾铣,杀丁汝夔、杨选、杨守谦、王忬,乃至杀杨继盛,杀严世蕃,都是同一的心理作用。然而世宗毕竟厌倦而衰迈了,整个的政权慢慢地从手里落下,严嵩、严世蕃父子就乘此盗弄君权,显赫一时。可是大柄仍然在世宗手里,当他从斋醮中清醒过来的时候,严嵩不免奉命回籍,严世蕃竟至身首异处。假如这是当时政治的轨道,那么居正入仕的那一年,明代的政治正在这样的轨道上面。
明代自成祖以来,政治的枢纽全在内阁。这是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阁近似、然而完全不同的组织。现代西方的内阁,是议会政治的产物;它底权力是相当地庞大,有时甚至成为国家底统治者,除了偶然受到议会制裁以外,不受任何的限制;整个的内阁,人员常在六、七人以上,有时多至二、三十人;全体阁员,不是出于一个政党,便出于几个政见不甚悬殊的政党;内阁总理,纵使不一定能够操纵全部的政治,但是他在内阁底领导权,任何阁员都不能加以否认。明代的内阁便完全两样了。整个的内阁只是皇帝底秘书厅,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底秘书:内阁底权力有时竟是非常渺小,即使在相当庞大的时候,仍旧受到君权底限制;任何权重的大学士,在皇帝下诏斥逐以后,当日即须出京,不得逗留片刻;内阁的人员,有时多至八人,但是通常只有四、五人,有时仅有一人;因为阁员的来源,出于皇帝底任命,而不出于任何的政党,所以阁中的意见,常时纷歧,偶有志同道合的同僚,意见一致,这只是和衷共济,而不是政见的协调;在四、五人的内阁中间,正在逐渐演成一种领袖制度,这便是所谓首辅,现代的术语,称为秘书主任,皇帝的一切诏谕,都由首辅一人拟稿,称为票拟;在首辅执笔的时候,其余的人只有束手旁观,没有斟酌的余地,即有代为执笔的时候,也难免再经过首辅的删定;首辅的产生,常常是论资格,所以往往身任首辅数年,忽然来了一个资格较深的大学士,便只能退任次辅;首辅、次辅职权的分限,一切没有明文规定,只有习惯,因此首辅和其余的阁员,常时会有不断的斗争;政治的波涛,永远发生在内阁以内,次辅因为觊觎首辅底大权,便要攻击首辅,首辅因为感受次辅底威胁,也要驱逐次辅;同时因为维持内阁底尊严,所以他们底斗争,常是暗斗而不是明争;又因为内阁阁员,或多或少地都得到皇帝底信任,所以斗争底第一步,便是破坏皇帝对他的信任,以致加以贬斥或降调,而此种斗争底后面,常常潜伏着诬蔑、谗毁、甚至杀机。这样的政争,永远是充满血腥,而居正参加政治的时代,血腥正在内阁中荡漾。
嘉靖二十六年,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在二十三年以后,严嵩曾经当过一年有余的首辅,但是因为二十四年九月起用夏言,这是曾经当过三年首辅、资格较深的人物,所以退为次辅。夏言贵溪人,严嵩分宜人,他们虽然同是来自江西,却是属于两个范畴的人物。夏言是一味的高亢,严嵩便是一味的柔佞。夏言有时甚至和世宗反抗。世宗在醮天的时候,自己戴着香叶冠,一时高兴,制了几顶香叶冠,分赐大臣。第二天严篙把轻纱笼着香叶冠,颤巍巍地戴进西苑来。夏言竟没有戴,世宗问起来,他只说大臣朝天子,用不着道士底衣冠。在他们同在内阁的时候,。有一次严嵩跪在皇帝面前,泪水象雨一样地落下,说夏言欺负他,世宗想起夙恨,把夏言斥逐了,这是夏言第一次落职。以后便是严嵩底专权;贪污放恣成为政治的风气,所以世宗才想起重用夏言。夏言再入内阁以后,他们两人仍把以前的作风再行表演。世宗派小内监到他们家里去的时候,夏言只是坐着,把他们当奴才看待;严嵩却拉小内监并坐,数长数短地问着,等到小内监告辞的时候,更是满把的金钱塞到他们袖管里。世宗醮天,要有一道上给玉皇大帝的表章,——因为写在青纸上,当时称为青词,——便吩咐夏言、严嵩拟上来,夏言只是潦草塞责,严嵩便聚精会神,把他底文学天才,完全灌注到青词上面。这是第二次夏言、严嵩在阁内的斗争,但是这次夏言底失败,却失败在内阁之外。
自从明代开国起,直到神宗中世,国家的边患,只有北方的一面。元代底后裔都在北边,在他们分散的时候,对于国家,本来不成为多大的问题;但是一旦团结起来,常会给予国家一种严重的威胁。最初鞑靼骑士,未入河套,所以国家西边还比较安静。英宗天顺六年,鞑靼开始侵入河套,以后逐渐视为他们的给养地,不时再从河套出击,国家西边遂感觉不安。孝宗弘治十年,设总制陕西三边军务,所谓三边,便是指陕西省甘肃、延绥、宁夏三边,一切的布置,都是对付河套的鞑靼,以后称为“套寇”。第一任三边总制王越曾经主张以十五万大军穷搜河套,事未得行。武宗正德三年三边总制杨一清主张夺回河套,上言:“兹欲复守东胜,因河为固,东接大同,西接宁夏,使河套千里之地归我耕牧,开屯田数百里,用省内运,则陕西犹可息肩也。”但是杨一清底计划,也没有贯彻。到嘉靖年间,盘据河套的吉囊更加猖撅了。河套不清,三边永无宁日。夏言当政以后,二十五年夏间用曾铣总督(嘉靖十九年,改总制为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曾铣,江都人,虽然出生在风华绩靡的地方,但是却充满报国的热情。到任不久,十余万套寇冲入边墙,大掠延安、庆阳,曾铣一面以几千兵抵住套寇,一面却另派大军,直捣套寇底根据地,才算解了目前之急。但是曾铣认定最切实的办法,只有把鞑靼逐出河套。他上疏言:
贼据河套侵扰边鄙将百年,孝宗欲复而不能,武宗欲征而不果,使吉囊据为巢穴,出套则寇宣大三关,以震前辅,入套则寇延、宁、甘、固,以扰关中,深山大川,势顾在敌而不在我。封疆之臣曾无有以收复为陛下言者。盖军兴重务也,小有挫失,媒孽踵至,鼎镬刀锯,面背森然。臣非不知兵凶战危,而枕戈汗马,切齿痛心有日矣。窃尝计之:秋高马肥,弓矢劲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则彼胜;冬深水枯,马无宿蒿,春寒阴雨,壤无燥土,彼势渐弱,我乘其弊,则中国胜。臣请以锐卒六万,益以山东枪手二千,每当春夏交,携五十日饷,水陆交进,直捣其巢,材官驺发,雷火炮击,则寇不能支。此一劳永逸之策,万世社稷所赖也。
这是嘉靖二十五年秋间曾铣底计划。他主张一面修筑边墙,一面收复河套,他又说:“夫臣方议筑边,又议复套者,以筑边不过数十年计耳,复套则驱斥凶残,临河作阵,乃国家万年久远之计,唯陛下裁之。”世宗把曾铣底奏疏交兵部议复。经过相当时期以后,兵部尚书陈经议复,认为筑边、复套,都不容易,比较起来,复套更是困难。他说:“夫欲率数万之众,赉五十日之粮,深入险远艰阻之域,以驱数十年盘据之兵,谈何容易。”这是审慎,但是审慎之中,只看到因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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