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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大大传-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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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今必责令将有名逆犯,尽数先送入境,返其巢穴,掣回游骑,然后我差官以礼遣归其孙,则彼之诚款既伸,我之怀柔有体。若拥兵交质,两相交易,则夷狄无亲,事或中变,唐时吐蕃劫盟之事,取笑强胡。此其可虞者二也。今之议者皆以小酋为祸媒,急欲遣之,图眼前无事耳,至于封爵、贡市二事,皆在可、否之间。若鄙意则以为今边防利害,不在于那吉之与不与,而在彼求和之诚与不诚。若彼果出于至诚,假以封爵,许其贡市,我得以间修战守之具,兴屯田之利,边鄙不耸,穑人成功。彼若寻盟,则我示羁縻之义;彼若背盟,则兴问罪之师:胜算在我,数世之利也。但恐其孙一归,彼愿已遂,求和之意,必乖本图:或请乞多端,难于听许,明年当复来侵,虽获赵全等数人,恐于彼无大损益。此可虑者三也。大疏早晚即复,其中委曲,难以—一指授,望公与金湖(方逢时)兢兢图之。(同卷《与王鉴川谋取板升制虏》)
一切的处置都很机密,但是消息已经透露了一半。巡按御史姚继可上疏,弹劾方逢时通敌,事情又意外地紧张起来。幸亏高拱、张居正都是局中人,总算安然无事。居正再吩咐王崇古安慰逢时:“姚子之言甚妄,恐金湖闻之,意或灰阻,愿公曲加慰勉。”(同卷《与王鉴川计送归那吉事》)俺答营中,也正在机密进行。赵全奉召来了,他有许多的计划,要和俺答商量。但是俺答无须赵全底计划了,他吩咐手下出其不意地把赵全、李自馨十几个汉人,(《明史》卷二二二《王崇古传》作十余人,卷三二七《鞑靼传》作数人。《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作九人)在十二月的朔风里送到云石堡。这一次他们回国了,由云石堡送到大同,由大同转送北京。穆宗在午门楼受俘以后,祭天,告太庙,以后才把他们磔死。受俘,祭天,告太庙,都是当时最隆重的典礼。赵全、李自馨经过几度隆重的仪式,最后传首九边,也许不懊悔罢!
因为这一次的成功,王崇古升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宣大总督如故;方逢时升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兵部尚书郭乾,待郎谷中虚、王遴,一概升赏。连带加恩辅臣李春芳、高拱、张居正、殷士儋。赵贞吉已经在十一月致仕了,但是因为赞襄这次的大计,所以一同加恩。士儋、历城人,和居正同年进土,隆庆二年礼部尚书。高拱入阁以后,士儋想起陈以勤、高拱、张居正,都因为裕邸讲官的关系,先后入阁了。自己不曾也在裕邸,和他们同僚吗?他希望高拱提携,但是高拱正预备提携翰林学士蒲州张四维,谈不到提携殷士儋。他知道四维恭顺,士儋倔强,当然要用一个恭顺的同僚。这条路显然不通,但是另外还有一条大路。士儋终于取得内监陈洪底援助,十一月间由穆宗特旨入阁了。高拱厌恶士儋,士儋也怨恨高拱,隆庆五年的内阁,仍旧充满不平静的气氛。
隆庆四年的成功,完全出于意外。把汉那吉底投降是意外,俺答承认以赵全这一群人交换把汉那吉,也是意外,然而意外的终于实现了。把汉那吉经过方巡抚底款待以后,穿着特制的【纟宁】丝大红袍,再回到鞑靼的帐幕。祖父、祖母都感动的了不得。三娘子久已是祖父底人了,现在不管她。俺答底眼角,挂着感激的眼泪。他派人谢谢王崇古,他说从此以后,不再侵犯大同了。居正、崇古本来不曾希望讲和,居正还和崇古说过:“彼亦人也,能不怀感,他日有事,卒相遇于疆場,知军中有‘王太师’,(鞑靼人称明代临边大臣为太师,不必其人官为太师也。)亦必避公三舍矣。”(书牍二《与王鉴川计送归那吉事》)俺答立誓不侵大同,当然又是一个大意外。一切都走上了崇古底计划,他只是踹稳一步,再踹上第二步。他派人和俺答说,要他请求入贡,重行开市。打仗,有什么好处呢?虏掠底好处,是部下的,不是俺答的;失败底危险,是俺答的,不是部下的。那么为什么要冒极大的危险,替部下争取一些与己无关的好处呢?一切的主张,都是替俺答打算。俺答也明白崇古是好人,不然,他会让孙儿穿着簇鲜的红袍回来吗?他决定入贡了。崇古要他和土蛮、昆都力哈、吉能一齐入贡,士蛮是自己底主人,原谈不得;昆都力哈是弟弟,吉能是侄儿,俺答都代他们承认了。
意外当然是意外,然而也何尝不是意内?朝廷和鞑靼,永远是对立的:鞑靼强了,可以进攻中原;朝廷强了,也可以胁制鞑靼。这是实力的问题。其次,我们不要以为俺答屡次进攻北边,有什么极大的野心。他和英宗时代的也先一样,他有武力,他可以屡次进攻北边,但是他只是鞑靼中的一个首领。也先上边有脱脱不花,俺答上边也有土蛮小王子。假如他们底野心太大了,野心便应当先从鞑靼部落以内发展。但是他们所争并不在此。他们只要保全自己底利益,不妨承认主人底存在。那么,赵全不曾尊俺答为帝吗?其实这只是赵全底一种作法,俺答并没有因此要取消小王子。俺答既然承认主人底存在,王崇古、张居正底主张便容易实现了,他们要俺答请求入贡,只是要他承认明朝是他底主人。也许有一些不舒服吗?但是,不妨事,主人换了姓名,关系原属不大,而且还有重行开市底好处在后面。只要值得,俺答当然愿意。
困难不在鞑靼而在朝廷。正在王崇古诱令俺答入贡的时候,朝廷方面的议论一齐发动。他们认为封贡不便,他们记得仇鸾开马市的故事,他们要做杨继盛,他们也提起世宗最后曾经禁开马市,最后的最后,他们要主张封贡的人,担保百年之内,边境不至生事。然而他们却忘去现在不是世宗的时代,高拱、张居正不是严嵩,王崇古不是仇鸾。至于担保百年以内,不至生事,那么世界上除去不负责任的预言家,谁能保证呢?居正真激动了,他两次和王崇古说;
仆窃禄无补,滥被恩私,夙夜省循,颠跻是惧,乃辱华翰遣贺,益增其愧耳,感谢感谢。封贡事乃制虏安边大机大略,时人以娼嫉之心,持庸众之议,计目前之害,忘久远之利,遂欲摇乱而阻坏之。国家以高爵厚禄,畜养此辈,真犬马之不如也。仆受国厚恩,死无以报,况处降纳叛,既以身任之,今日之事,敢复他诿!待大疏至,仍当极力赞成,但许贡之后,当更有一番措画。金湖既去,代者恐未必相成,须借公威望,屈留数月,庶可免事后之虑耳。(书牍二《与王鉴川议坚封贡之事》)
金湖是方逢时,在把汉那吉回去以后,逢时因为丁忧回里了,沿边的责任都落到王崇古身上,在言官们众议纷坛的时候,崇古也感觉棘手,但是居正一力挽留,直到万历元年,居正当国,才把他调回北京为戎政大臣,担负一个更重要的责任。逢时离任以后,继任者是刘应箕,巡抚都带都察院职衔,或是副都御史,或是佥都御史,下文称刘院者指此。
今之议者皆谓讲和示弱,马市起衅,为此言者,不惟不忠,盖亦不智甚矣。夫所谓和者,谓两敌相角,智丑力均,自度未足以胜之,故不得已而求和,如汉之和亲,宋之献纳,是制和者,在夷狄而不在中国,故贾谊以为倒悬,寇公不肯主议。今则彼称臣纳款,效顺乞封,制和者在中国而不在夷狄,比之汉、宋之事,万万不侔,独可谓之通贡,而不可谓之讲和也。至于昔年奏开马市,官给马价,市易胡马,彼拥兵压境,恃强求市,以款段驽罢,索我数倍之利,市易未终,遂行抢掠,故先帝禁不复行。今则因其入贡之便,官为开集市场,使与边民贸易有无,稍为之约束,毋得阑出中国财物及应禁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而止,如辽开原事例耳,又岂马市可同语乎?……至于桑土之防,戒备之虞,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岂以虏之贡不贡,而有加损乎?今吾中国亲父子兄弟相约也,而犹不能保其不背,况夷狄乎?但在我制御之策,自合如是耳,岂能必虏之不吾背乎?数十年无岁不掠,无地不入,岂皆以背盟之故乎?即将来背盟之祸,又岂有加于此者乎?利害之归较若黑白,而议者犹呶呶以此为言,故仆又以为不智甚矣。刘院既知此事颠末,又与公同心,必能共襄大事,幸采取其议,及镇守、兵备以下所呈,折以高见,并图上贡额、贡期、市易事宜,仆与元老,当备闻于上,请旨行之,浮议虽多,不足恤也。(同卷《答王鉴川计贡市利害》)
朝廷和鞑靼的关系到了现阶段,共有三个关键:(一)是封,指封俺答为王及其昆弟子侄为官之事;(二)是贡,指俺答及其部下入贡之事;(三)是互市,指封贡以后,明代北边和俺答所属诸部在限定的日期,指定的货物以内,实行择地通商之事。这三个关键,又有当前种种不同的难题。俺答只是一个首领,固然不能指挥土蛮,就是对于自己底子弟,也不一定都能绝对指挥。假如一部通市,一部不通市,那么因为鞑靼是整个的,难免以交易所得的资源,供给尚在敌对状态中的部落。而且即是对于俺答直接的部下,谁也不能担保将来不发生意外的变化,所以互市以后的困难,还是不少。从好的方面讲,要顾虑到封贡、互市成立以后,中国的边防,不至因此颓废,以致引起后来的外侮。从坏的方面讲,也还有一部分边将,指望每年秋天向鞑靼方面抄掠,以饱私人底欲壑。顾虑愈多,障碍愈多,事情困难了。但是为整个国家的利害计算,不能不有一个切实的决定。兵部尚书郭乾指出世宗禁止马市的故事,反对互市;给事中章端甫指摘王崇古“邀近功,忽远虑”。但是居正在内策动,再由崇古上疏。崇古说:“朝廷若允俺答封贡,诸边有数年之安,可乘时修备。设敌背盟,吾以数年蓄养之财力,从事战守,愈于终岁奔命,自救不暇者矣。”又说:“夫先帝禁开马市,未禁北敌之纳款。今敌求贡市,不过如辽东开原、广宁之规,商人自以有无贸易,非请复开马市也。俺答父子兄弟,横行四、五十年,震惊宸严,流毒畿辅,莫收遏刘功者,缘议论太多,文网牵制,使边臣无所措手足耳。昨俺答东行,京师戒严,至倡运砖聚灰,塞门乘城之计。今纳款求贡,又必责以久要,欲保百年无事,否则治首事之罪。岂惟臣等不能逆料他时,虽俺答亦恐能保其身,不能制诸部于身后也。……夫投之时势,既当俯从,考之典故,非今创始,堂堂天朝,容荒服之来王,昭圣图之广大,以示东西诸部,传天下万世,诸臣何疑惮而不为耶?”崇古这一次上疏,和居正平时的主张相同的太多了。他同样地要省议论,(参居正《陈六事疏》)同样地指摘隆庆四年的守城之策。(参居正《答蓟镇吴环洲书》)是居正底手笔吗?我们不敢说,但是不免给我们一种曾经商讨的印象。
崇古底奏疏里,又议封贡八事:(一)议封号,(二)定贡额,(三)议贡期,(四)立互市,(五)议抚赏,(六)议归降,(七)审经权,(八)戒狡饰。内阁方面,李春芳、高拱、张居正赞同了,殷士儋不反对。兵部尚书郭乾认识有关国防的事,都是兵部底事,但是没有方法解决,最后还是由皇帝下诏,召集廷议。廷议是当时的大臣会议,每人都有发言权,但是决定权却属于皇帝。这一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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