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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存斋公还是出身江右派的呢，不也没引起什么纷争吗？”赵贞吉在边上帮腔道：“可见出身不是问题，重要的还是他的理念，还有讲学水平如何……”言外之意，其他方面没必要质疑了。
徐阶也点点头道：“是啊，待会儿他也会上台讲一课，咱们听完了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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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济宫讲学，是在院中松风坪内举行，这大坪四周生着许多株树冠如盖，交错连理的古松，微风吹过，便能听到沙沙的松针摩擦声，因此而得名。
在大坪正北面，平地又垒起一座高高的四方石台，名曰‘讲经台’，这里原先是道士们为信徒讲经之处，但现在台上台下，全都是穿儒袍的书生，已经见不到穿道袍的牛鼻子了……虽然刚过年，但场中仍有近两千名热心听众，从辰时开始，听几位学者宣讲自己的心学体会。
所谓‘盛名之下无虚士’，但凡敢登上这灵济宫讲台的，都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之辈。讲解起经义来，真可谓是舌粲莲花、口若悬河。无论是就句论句的诠解经义，还是从前人经典中向外推演，尽皆说得脉络分明，饶有新意。将那幽微玄奥的心学经义，讲得精妙无比，令在场众人听得目眩神迷。
听众们能感觉出来，今日讲学的几位都特卖力，让知道沈默今日将登台的人们，不禁为他暗暗捏把汗。在他前面登场的这些大牛，各个飞花粲齿，妙句连珠，倒让从没上过台的沈大人如何与他们相比？
就在众人的担忧中，轮到沈默了。他翩然走上台来，端坐在蒲团之上，还未开口，众人便放下心来。因为他的气场已经笼罩住了全场。峨冠博带，衣袂飘飘，面色从容，气定神闲，这绝不会是初次登台的菜鸟。那是当然，当年在国子监、在苏州府学，沈默不管多忙，都会亲自授课，像这次不过是场面大一些，人多一些而已，没什么不同。
于是在这个冬日的傍午，沈默开始了他人生中第一次重要的讲学。松风坪上回荡着他清朗的声音：“阳明夫子学，以良知为宗。每与门人论学，提四句为教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学者循此用功，各有所得，盖因夫子谓：‘学须自证自悟，不从人脚跟转’。若执着师门权法以为定本，未免滞于言诠，亦非善学也。故小子斗胆，亦自证一篇，贻笑大方……”
“我王学号称‘良知之学’，然何谓良知？‘本体’即是‘良知’，‘功夫’即是‘致良知’。然而我等后学，却分化成了‘本体派’与‘功夫派’。本体派只重本体，认为‘良知不需学不需虑，终日学，只是复它不学之体，终日虑，只是复它不虑之体。’讲的是无功夫中真功夫。功夫派则注重由功夫而悟本体，但对本体的重要性有所忽略。”
“然而夫子曰：‘合着本体的是功夫，做得功夫的方识本体。’世间哪有现成的本体？良知非万死功夫断不能生也，不是现成可得。是以不下工夫，不得良知，不悟本体。‘功夫’必合‘本体’，‘本体’不离‘做功夫’，二者是即一即二的关系，而并非一体。”沈默的声调提高，清啸一声道：“故曰：‘心无本体，功夫所至，即其本体’，这才是夫子之真谛！”
此言一出，满场哗然，因为在中国哲学史上，无论是老庄的‘道’论，玄学的‘贵无’论，还是宋明时期的理本论、心本论，都将作为本体的‘道’、‘理’、‘心’视为‘先天地生’，‘长于上古不为老’，‘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超时空永恒不变之物。而沈默所言虽皆源出于王守仁之心学，但并未将‘心’执为一成不变之物！而是看成是变化和发展的。
其实，他所说的心，是认识的主体；本体，是本然状态；功夫，乃指主观努力和体会。而他的意思是，人的认识本来不存在天生具有的道德意识或任何知识，做学问不要执定成局，而要充分发挥心的认识作用，通过不同的途径去认识、把握真理。功夫即本体，这一命题把道德意识及知识看作后天学习和践履的结果。
这就把王阳明的唯心修整成了唯物……
第七八九章 灵济宫（下）
沈默是不反王学的，相反，他他很清楚，阳明心学乃是打破程朱理学对人们思想禁锢的最佳利器，是这个时代思想变革、社会革新的最佳助推器。这种信心不是来自主观臆断，而是他知道后世每一次社会变革之前，必然会掀起阳明心学的热潮，中国的戊戌变法、五四运动，乃至日本的明治维新，全都是革新派人士与传统官学相抗衡的力量源泉，这不是偶然，而是因为阳明心学有着反对禁锢、解放思想、追求自我的现实意义。
在心学兴起以前，国朝的社会思想，是程朱理学一统江山。而程朱理学的核心思想，是将纲常天理化，把‘三纲五常’当作世界的本体，要人们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和自身行动的准则。受这种纲常名教的束缚，在一百多年时间里，社会等级森严、异常沉闷，人们受到沉重的精神压迫，造成了思想上的僵化、学术上的空疏、道德上的虚伪，乃至对整个社会的禁锢。
而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初衷虽然和程朱理学一样，都是为了以伦理道德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但他所提倡的‘良知’毕竟是发自主体内心的道德意识，从而否认了用外在规范……也就是三纲五常……来管‘心’禁‘欲’，这种强调自我，主张以自家的‘心’去认知外间事物的学说，无疑是‘灭人欲、从天理’的程朱学术的死对头，在解放思想，张扬人性的作用方面，甚至要比西方早些时候发生的文艺复兴，更加彻底和坚决的弘扬了人文精神。
这对社会进步有何重要作用呢？首先，心学强调自我认识，重视人的价值，就是提倡以人为本，反对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二是，张扬人的理性，反对封建礼教对个人理性的贬低。在阳明心学之前，无论是黄老还是孔孟，都提倡‘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是以圣人之治。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以贯之的主张愚民，而阳明心学却主张‘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在道德人格上人人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三是，在追求精神升华的同时，也肯定了对物质的追求。针对当时许多士人经商的现象，理学家们自然是大加谴责，但王阳明却指出经商如能尽心修身‘致良知’，那么与‘业儒致仕’无本质区别。无疑，这种思想为人们从事被传统轻贱的商业，提供了正当的伦理依据。他的弟子王艮所创的泰州学派，更是提倡‘百姓日用即道’，为商人治生经商的正当性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保障，使经商不再是末业和贱业，而是道之所存，光明正大的，商人的社会地位因此有了儒家伦理的充分肯定。
所以无论从解放思想，还是鼓励工商来看，阳明心学，尤其是主张‘百姓日用即是道’的泰州学派，都极具弘扬价值。高举阳明心学这面大旗，是沈默很久之前便定下的方针，所以他才会修阳明公祠，才会孜孜不倦的钻研心学各流派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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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何心学有这么多的进步之处，却没有挽救大明走向灭亡呢？因为心学发展下去，后学者们一味否定程朱理学，继而连带孔孟儒学也一并摒弃，放弃了儒家本身提倡的‘经世致用’和‘严谨治学’的优良传统，不读书，不探讨实际学问，只知谈心性、参话头，形成了终日清谈的空疏学风。心学以外的诸子百家之学也都遭到了厄运，人人都去高谈阔论，再没人人肯埋头研究了，各个领域几乎都形同荒漠。翕翕訾訾，如沸如狂。创书院以聚徒，而官学几废；著语录以惑众，而经史不讲。学士薄举业而弗习，缙绅弃官守而弗务。后来到了万历年间，竟出现了政府岗位严重缺额的罕见现象，严重影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也怪不得张居正后来要禁毁天下书院了。
甚至连社会道德也沦丧了，人人打着‘贵乎自我’的旗号，实际自私自利，只知自身享乐，毫无爱国之心，更无牺牲精神，这才让泱泱大国，亡在了流贼、建奴的手下……说大明亡于心学有些过，因为那毕竟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但王阳明确实也难辞其咎，他的‘心学’核心是良知，作为本体表现为先天之知。他说：‘人心之无不知，犹水之无不就下也。’也就是说，‘人心无不知’，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是王学理论中，无需求证的必然前提，并非由后天的经验综合而形成。
这种界定和推论在逻辑上的合法性颇成问题，但在阳明心学中，却被用来说明心与知之间的逻辑关系——既然‘人心无不知’，既然‘心外无物’、‘心外无理’，那当然不需要对外界进行认识和改造，只要对本心，只需要整日枯坐高谈，辩而论之，修炼心性，便可穷究世界本源，继而成就圣贤……这与禅宗多么的相近啊。列宁曾经精辟地指出：‘哲学唯心主义是经过人的无限复杂的、辩证的认识，而通向僧侣主义的道路。’而阳明心学，正是人类唯心哲学的顶峰。
事实上，即使是王阳明本人，也因为片面地、无限夸大‘心’的作用，而使自己陷入了禅宗的泥坑。如果说，在心学形成的过程中，他还没有完全摒弃‘事功’思想的话，那么到了晚年，已经明显地表露出虚无主义的倾向……连开山宗师都如此，他的信徒们哪有不沦陷的道理？
要想摆脱这种宿命，跳出虚无主义的窠臼，唯有否定这种‘人心无不知’的先验论，所以沈默巧妙提出了‘心无本体论’，意欲用这一命题说明，人心本来不具备任何道德与知识，想要获得知识、提高道德，必须充分发挥心的认识作用，通过不同的途径去认识，通过实践与思考相结合把握真理。还进一步提出了‘功夫即本体’，更是把道德和知识界定为后天学习和践履的结果，否定有人可以生而知之。
这是对王学虚无主义的修正，消除其唯心空谈的不良影响，使其化为‘经邦弘化，康济艰难’的经世之学，继而提出‘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更需於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实际上与永嘉学派的‘实学’有同工之妙，却又有本质不同，因为他并未背弃心学……
沈默的‘心无本体’与王阳明所谓‘心无体’，有同根相生的意蕴，沈默并不否认‘心’作为本体存在的地位与价值，但要求学者不可将‘心’视为脱离万物的绝对存在，而应看到作为天地万物本体之心，是‘变化不测，万千不同’的。这样就把对心学的研究重点从‘致良知’，转移到‘用功夫’上，所以欲领悟‘一心’之本体，必须以‘功夫’去穷‘万殊’之心，惟有‘功夫’实在，方达到对心本体的把握。在功夫与本体合一的前提下，重功夫而不废本体，实现了对内自省和对外实践的统一，比较圆满地解决了功夫与本体的辩证关系。
这样一来，沈默的新学说，既继承心学的优点和长处，又摒弃了其缺点和短处，且仍然在心学的范畴。只是在沈默这里，心对道德和知识的认知，不再是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