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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异乎寻常的反应，自然引起了嗅觉灵敏的报社的注意，他们派出专人进行调查，竟发现了地主行贿县官的证据，并将其捅到了报纸上，登时引起舆论大哗，迫于压力，上海知府孙鑛只好重审此案。为了消除不良影响，挽回公众的信心，他还特意宣布此案公审，允许报社和士绅旁听。
但孙鑛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看似简单的案子，竟然拖了整整一年，期间经过八次过堂，竟然至今还没有结果，而且越打越大，最终打到了南京刑部。
而且更离奇的是，这个案子早就不是最初两人之间的诉讼，而变成了两大集团之间的激烈对抗。支持地主的是地主集团，支持的农民的却不只是农民，还有城市的工商界。这期间，双方智囊团穷经搜典，奇招尽出，甚至请到了庞大的讼师团，为打赢这场官司，可谓不惜血本。
已经有学者注意到，这绝对不是一起偶然事件，而是社会转型期，不同群体之间利益诉求矛盾的体现。沈默按照这则新闻最后的提示，翻到了第十四章‘谈经论道’，读到了一个笔名叫‘玉池’的人，对这起事件的深入分析。
他说，双方争执不下的焦点，是该不该将货币定额地租改回实物分成地租，回想起十几年前，地主收取地租，还是以实物为主。但是十年前，东南一带的地主，纷纷逼着佃户重签契约，不再收实物，而是一律改收银钱。这才刚刚十年时间，为什么地主们又变卦，想要改回来呢？根据沈阁老所著的《经济学》，任何行为的目的，都是经济目的，试分析地主老爷们前后矛盾的两种心态。
其实，地主们将实物地租改收货币地租，基本是与一条鞭法的推行同步的。朝廷将实物田税改银，并允许纳银代替赋役，这样做的坏处是，纳税人必须要将生产的实物出售，换取银钱完税。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商人集团的盘剥。地主们为了向佃户转移负担，才改变了收租办法，开始收取货币租。
另外，收取货币租还可以消除佃户偷奸耍滑的门路。江南农民专种一种叫做‘不道糯’的稻子交租，因其产量高，出米少，质量差，所以称为‘谩官稻’。还有种芒稻的，芒长约二寸，每四石出米量不及其他稻子的一石，以此交租，故地主佃农时常发生争执，虽然地方官屡加禁止，但农民照常以此交租。改为货币租后，便可以不受‘次粮顶租’之苦。
加之世风变化，如今人们对于钱和物的看法，已同前人大有不同。不再以简单朴素为常，而是以奢侈享受为荣。故而地主不重布帛菽粟而重金钱，得金不患无粟。且缓急转移，易以万物，多金尤便。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地主集团迫切希望改变收租的方式，在他们的活动下，各省允许地主‘起田另佃’，虽然引起了极大的反对，但在徐阁老的力主之下，地主们还是与佃户重签了田契，将实物租改为货币租。
然而为何刚过十年，就又想改过来了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物价飞涨！如果谁有十年前的报纸，翻开看看就会发现，在这十年间，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价格，平均上涨了一倍，这还是官府对事关民生的商品，始终努力平抑物价的结果。那些非生活必需的物价，上涨幅度达到了两倍。
《经济学》上说，通常情况下，物价上涨最遭殃的是固定收入群体。而倒霉的地主老爷们，费尽心机将实物分成地租改成了货币固定地租，也就荣幸的加入了这一行列。
《日报》曾经做过调查，中小地主每年的平均地租收入是五百两银子，一百五十两用于交纳各种赋税，二百两用于基本开销，还有一百五十两可以改善生活，或者扩大生产。
每一年物价上升一成，他的生活成本就增加二十两，而可以自由支配的钱，却会少十五两。每年都如此，地主老爷们的钱包，瘪下去的速度就可想而知了。
另一方面，佃户们却开心了。改成货币定额地租后，地主们不再管地里种什么，他们可以选择以种植价值更高的经济作物为主，以种植粮食蔬菜为辅，这样既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又可以不受物价上涨之害。
所以说，这十年来，地主们的日子越过越惨，佃户们却越来越滋润，这就是双方一个想改回从前，一个坚决不改的原因所在。
而后来城市的士绅，加入支持的农民行列，也是毫不意外的——这些以工商业起家的新贵，与传统地主的矛盾由来已久，矛盾的根源只能存在于经济方面。
工商业生产需要大量的合格原料，比如丝织业需要合乎标准的生丝，棉纺织业需要合乎标准的棉花，染织行业更需要特殊的经济作物。然而在收取实物地租的年代，地里种什么，卖个什么价，是由地主们说了算的。所以双方矛盾的实质，就是工商业主企图控制农产品的产销，而地主们自然不甘心失去定价权，双方自然产生了矛盾。
但是实物地租改为货币地租后，地主们脱离了生产，不再干涉农民的种植选择。老实巴交的农民，总比老奸巨猾的地主好对付，工商业者自然乐见其成。这种形势下，他们普遍选择与农民们签订合约，提供资金技术等支持，农民们则承诺到收获时，将农产品按规定价格卖给资方。
这样做的好处是，资方可以稳定地获得农产品，农民可以获得稳定的收入，最终结果是工商业主们控制了农产品的市场，当然不愿意再回到从前。
而这场官司，实质上已成了各利益方之间的对决，判决的结果影响之大，要远远超过其它任何案件，所以才会有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大诉讼。
※※※
这篇文章将这场官司的起源分析的十分透彻，最难得是，作者没有落入传统文章的窠臼，将经济问题道德化，而是运用经济学的观点，将各方的心态展现无遗，观点新颖但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沈默对这个叫‘玉池’的作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心中也酝酿了一篇文章，准备稍后写下来投个稿，应和一下这位玉池兄。
看完了让他欢乐无穷的本埠新闻，沈默翻到了第四章‘朝廷要闻’，这一章主要是介绍国家的最新军政动态，并摘抄邸报的部分内容，让老百姓能了解国家发生了什么事。
说起来，沈默已经有一个多月没关注朝堂了，看报纸他才发现，那位千古奇葩的万历皇帝又有大手笔出世了……
这一版打头的，就是三条皇帝发布的谕旨。
第一条，是下给礼部的敕谕，以大婚有年，内职未备，为了博求贤淑，用广储嗣，特命南京礼部于留都内外出榜晓谕，由尚书督领该司官博访民间女子，凡年龄在十四岁以上十六以下，容仪端淑，礼教素娴，父母身家没有过失的，从中慎加选择，送到诸王馆内。南直、浙江等处另外差官前往选取。
沈默记得去年九月，在邸报上看过朱翊钧给礼部下的一道谕旨，说‘宫中六尚缺人，命礼部查照嘉靖九年事例，并选民间淑女二百入内。’所谓嘉靖九年事例，就是万历的爷爷嘉靖皇帝，一次册封了九个嫔妃。万历决定要向自己的祖父看齐，理由倒也充分……因为他遇到了与乃祖同样的问题，大婚数年依然没有子嗣。虽然他现在也还不到二十岁，但对于一个已经结婚三年的皇帝来说，却是个令人忧虑的大问题。
也正是这个原因，言官们破天荒的没有向皇帝开炮，礼部也痛快照办，经过半年的挑选，选中了九位如花似玉的少女，作为万历皇帝的九嫔，并为宫中补充了二百名宫女。
这样，万历皇帝就有十二位合法的美艳妻子，这还不包括宫中那些已与他有过性关系，而尚无名分的宫女，朱翊钧不禁心花怒放，当日，便率同她们祭告奉先殿，同时为九嫔的父亲各授锦衣卫都督佥事，享伯爵俸。
距离册封九嫔不到一年的时间，万历又给礼部下了这道谕旨，看来京城的美女已经不能满足这位皇帝了，他想要尝尝江南美女了。
第九零六章 茶馆（上）
按规制，选秀的地区要暂停婚嫁。在皇帝选美的半年多到一年里，姑娘都不能嫁人，小伙儿都不能娶媳妇，都得等着先让皇帝挑，只要没成亲的，就有可能被挑走。万历八年那次选秀，便严重骚扰了北直、河北、山东一带民众的正常生活。
这种事儿干一次，大家还能捏着鼻子忍过去，但去年刚搞过，今年就又来一会儿，那真是叔可忍婶也不可忍了，虽然还不知道京城的官员什么态度，但南京的言官们，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冒犯龙颜了。
根据报社得到的最新消息，南京浙江道御史马允登，南京礼科给事中牛唯炳都已经上书切谏。而在野的士绅们更是毫不客气，纷纷在报纸上撰文，沈默按照提示，翻到‘名家论政’一章，便见到三篇批评万历皇帝年纪轻轻，就步乃父后尘，昼夜淫欢，沉湎于酒池肉林，置君德、朝政于不顾的文章。虽然署的都是笔名，但读惯了奏章谏本的沈默，还是一眼就看出，写这些文章的，都是曾经在朝之人，甚至就是现任的官员。
※※※
对于东南的寻常百姓来说，这条带着香艳气息的新闻，可能更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然而在沈默看来，比起另外两条来，它实在微不足道。
第二条皇帝的新闻，是万历下旨修筑辽东的边墙。
所谓边墙就是长城。国初太祖皇帝命徐达对居庸关长城进行修缮，以拱卫北京。然而在土木堡之变前，国人有信心在野战中击败蒙古骑兵，大规模修筑边墙也被认为是没有必要的。但土木堡之变成为转折点。在那以后，直接出击蒙古被认为是危险的、不明智的，所以促成了国家边防政策的由攻转守，修建长城变成了国策。百年功夫，一条东起辽东的鸭绿江畔，西至甘肃的嘉峪关旁，横贯帝国北部边疆，全长一万两千六百里，号称万里长城的边墙出现了。
但单纯的边墙并不能阻挡入侵的铁骑，在很长一段时间，蒙古人每年都要入侵上百次，比如著名的‘庚戌之变’，就是蒙古骑兵从蓟镇古北口长城突破，沿潮白河直打到通州的。长城虽然一直在修，却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
直到隆庆四年，戚继光担任蓟镇总兵后，他亲自巡行塞上，经过仔细考察，认为这些边墙不仅低薄，而且颓废较多，所以根本无法阻遏敌袭。而且在边墙上虽有一些砖石小台，但这种小台彼此之间毫无联系，既不能掩蔽士卒，又没有地方贮存军火器具，敌军只要登高发矢，台上守军就很难固守，不利于战斗。于是他上疏言道：‘蓟镇边墙，延袤二千里，一瑕则百坚皆瑕。比来岁修岁坍，徒费无益。请跨墙为台，睥睨四达。台高五丈，虚中为三层，台宿百人，铠仗粮秣具备。令戍卒画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
这得到了大学士高拱的全力支持，于是自隆庆五年起，开始了艰巨的修墙、筑台工程，戚继光亲自监工，对工程质量要求极为严格。他将城墙分为一、二、三等，双侧包砖城墙为一等边墙，单侧包砖城墙为二等边墙，石城为三等边墙，要冲地段一律包砖，严禁任何偷工减料现象。在加固城墙的同时，又修建一个个碉堡似的敌台，最终花费三年时间，重修从山海关到昌平的长城线，修筑敌台一千零七座，将京师防线营造的固若金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