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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范仲淹这伙人的名声太好了，就连仁宗皇帝也动不得他们。但反对派还是找到了机会——那年中秋，主管进奏院的苏舜卿与本衙属官聚会，还请了欧阳修、梅尧臣等一帮名士参加。聚会的费用来自两部分，一部分是将衙门过时的文纸卖掉，不足部分则由苏舜卿贴补。但在宋朝，卖作废文纸得来的钱只能充公，若用来私人打牙祭，便是触犯国法，只是这种小事，没有人会在意，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然而反对派立刻给宋仁宗上折弹奏此事，请求严惩。仁宗皇帝架不住反对派反复上奏，加之本身也对君子结党、威胁君权心怀不满。于是下令将苏舜卿贬到苏州，永不许再回京城。参加那次宴会的十几位名士几乎全都是改革派，也全部被贬出京，就连范仲淹和富弼也受到株连，降职外调。转眼间，守旧派卷土重来，改革派被一网打尽，京城中名士一时俱空，皇帝重新树立起权威……
就这么一件小事，便能使范文正的集团土崩瓦解。就不信沈默的党羽，能比范仲淹的富弼、欧阳修、梅尧臣们的道德操守还要高！
第八九一章 桃花依旧笑春风（下）
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八月的一天，万历终于等到了他想要的东西。这天过午，皇帝迷迷瞪瞪的翻阅奏章，正盘算着看完最后两本，就睡个午觉呢，看到那一份奏本时，一下就精神起来。
那是户科给事中光懋所上的一本。此人向来低调，从不参与官场的党派纷争，但碰到不法之事，却能恪尽职守慷慨建言，素有忠忱之名。数月之前，他奉命到辽东视察屯田事宜出了山海关，在关外呆了两个多月，回来后交付了差事，又以个人名义写了这份奏本，揭露了一桩‘杀降冒功’的大丑闻！
事情发生在皇帝大婚之时，但不妨从七年前，朝廷结束在河套一带的用兵，将经略重点转移到蓟辽说起。
天下人都知道，沈阁老入阁十二年间，最值得称道的还是善用将帅、安定边陲之功。收复河套、平定西南的功绩自不消说，更可贵的是他对将帅的选用，和武备的整饬。
沈默自己也承认，他对军事改革下得功夫最深，通过大力推行全方位的军事系统改革，十多年间不遗余力的发展军备，使大明的千里边防，画角连营，渐渐的有了一支能征善战的虎贲之师……
比那些润物无声的制度性改革更醒目的，是他对边帅的选用和军事上的部署。毕竟在这个漫长的后冷兵器时代，将帅的个人能力如何，仍是军队战斗力的决定性因素。有了称职的统帅，才会有不怕死的大将。有了称职的大将，才会有不怕死的雄师。因为前方的将领选得好不好，是边防安宁与否的关键。
沈默是幸运的，那时四方皆有将星熠熠：戚继光、马芳、李成梁、俞大猷、谭纶、王崇古、方逢时、殷正茂、凌云翼、刘显等等，均为可独当一面的将帅之才，实乃二百年来仅见的盛况。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了日渐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他才能从容对国防大计进行布置。总理戎政多年，他对整个局势有很客观的估量……鞑靼虽然已由强转弱，但游牧民族的特性，决定了以步兵为主的大明军队，终究处于被动的局面。
彻底消灭鞑虏，无论如何都无法实现。更现实的是拉住一个打一个——他看到，蒙古人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各部时合时分，彼此也有攻杀，这就完全可以分而制之，他的策略就是‘东制西怀’。
西怀，就是对土默特和鄂尔多斯诸部的怀柔，这些蒙古王公基本上被收拾服帖了。朝廷又赐给他们王爵，并开放互市解决了他们族人的吃饭问题。打仗对谁都没有好处，他们自然愿意长期纳贡就封，而且通过羊毛贸易发了大财，紧贴在大明的屁股后面，撵都撵不走。
但指望把狼一下子养熟是不可能的，何况‘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道理，沈默不可能不明白，所以对于盘踞辽东的土蛮和朵颜部落，就算他们恳求像土默川和河套的同胞那样封贡，也决不能同意。对待他们只有一个字，那就是‘打’！
道理很简单，假如同意了‘东虏’的请求，鞑靼东、西两部就可能同时都看轻了封贡，反而一个也拉不住了。所以，对鞑靼的两大势力，采取冷热截然不同的对策，就能保证他们彼此心怀怨怼，永远合不到一块儿……有了‘东制’的对比，‘西怀’的那一部分就更为珍惜和平。有了‘西怀’横亘在蓟辽之北，与大明形成呼应，‘东制’的那一部分轻易也不敢杀过来。
执行‘东制’战略的人选，沈默原先选定的是戚继光和马芳。戚继光稳固后防，保护京畿不受骚扰。马芳作为突击部队，深入辽东，以骑兵制骑兵，消灭土蛮和朵颜的有生力量，将其赶得越远越好。
然而马王爷终究是老了，到了卸甲安歇的年纪，而且他出身宣大系统，遭到了辽东将门的强烈抵触，根本发挥不出作用来。所以经过反复斟酌，还是让马芳留在宣府，一面养老，一面震慑西虏。而替代者，只能是出身辽东，在复套战役中大放异彩，却又因为贪功冒进，所部几乎被全歼的李成梁……
※※※
戚继光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到任之后，他一面着手练兵，一面修筑空心敌台。他在给朝廷的奏疏中说，蓟镇边防绵延两千里，只要一处出现缺口，整条长城都废了，年年修，年年塌陷，纯属浪费。他提议，最好跨墙修建高五丈、中空、里面三层，工事完备的敌台，内里铠甲、器械、粮草俱全。士兵居内可守望，也可迅速集结成野战军。
他的这一倡议，最终得到了朝廷的支持，历时三年，从居庸关到山海关，共修筑了一千二百个这样的敌台，使大明原来的软腹部——蓟州，成了铁打的壁垒。过去俺答入寇京畿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
北边一时守备坚固，敌不能入，只能都转到辽东去了。辽东是大明固有的领土，作为燕京左臂、三面濒夷，一面阻海，山海关限隔内外，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又因为其频繁遭受蒙古、女真人的骚扰，汉家百姓定居艰难，因而地广人稀，人口都集中在卫所驻地，而且大都是军队家属，故而辽东地区不置府县，专以都司卫所，实行军事统治。
这种因地制宜的设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曾经十余万兵马全靠屯田，无需内地供养。然而好景不长，军屯的弊端一样在这里爆发，而且因为地处关外，更加无法无天。大量的屯田被世袭武将家族侵吞，卫所军民沦为农奴，无奈大批逃亡。以至于田地荒芜，屯田尽废，饷源枯竭，军备逐渐废弛，使蒙古人来去自如，完全丧失了对关内的屏障作用。
选定这里做战场，自然是看中了其本身就是军事地区，而且地广人稀，对民生的破坏程度最小。但也正因为地广人稀，必须要用骑兵来作战，作为土生土长辽东人的李成梁，实在是非他不可的人选。
沈默之所以一开始没用他，倒不是担心他不能胜任，而是担心他在关外不受控制的胡作非为，更加担心辽东的武将集团，会更加水泼不进、尾大不掉。但想要在辽东成事，就只能用辽人，这是没有办法的。
没有李成梁，辽东武将一样勾结成团，游离于朝廷的统治之外，还不如让一个自己人去当头儿，至少还能控制得住，至于后果，还是等先把辽东平了，除去大明真正的生死大敌再说吧。
对于李成梁性格上的弱点，沈默可说是不厌其烦，常常去信予以劝导。反复督促他不要目无军纪，只想着立功，更不要滥杀无辜，激化民族矛盾。首辅对一个边将能如此耐心指点，实属罕见，李成梁一介武夫，怎能不甘愿效命？
上任辽东总兵后，面对着土蛮和朵颜的二十多万人马，他坐镇辽阳、临危不惧，积极修工事，选将校，招健儿，稳住了局势。但防守从来不是他的第一选择，站稳脚跟后，李成梁很快便转守为攻，于隆庆五年，夹击土蛮部于卓山，斩首千余级，立下了征战辽东第一功。
到了万历年间，他破敌之役更不可胜数。万历元年，朵颜部和土蛮汇合两万骑，南掠永平、沈阳，李成梁率火器营迎头痛击，歼敌千余。然后，他率军趁夜出塞，长途奔袭二百余里，直捣敌军进犯的营地——劈山营，又是斩首千级，此为劈山营大捷。
类似这样的夹击、奔袭，斩首几百到千余的胜利，从万历元年到三年间不可计数。辽东平原上烟尘滚滚，大明军旗所向，鞑虏望风披靡，只能远远躲开。昔日明军被打得躲在城堡中不敢露头的局面，已是恍若隔世了。
有时候过于勇猛也不好，仅用三年时间便把鞑虏远远撵走，固然令李成梁名声大振，可是战功就不好着落了，没有战功如何为部下讨赏？要想欺负蒙古人，只有命部队长途奔袭，但那样的损耗太大，往往得不偿失。而且因为监军御史的存在，让李成梁想滥杀平民冒功，也变得不现实。
擅杀平民冒功，是大明军队流行了百年的恶行，到了李成梁这里，更是肆无忌惮。士兵们在战事结束后，成批杀害边境平民，割下脑袋，按蒙古习俗重新结成鞭子，冒充敌首。兵部人员论人头点数，其他不问。早在严嵩当政年间，边兵擅杀就是边民的一大害。沈默的恩师沈炼便曾沉痛咏诗道：‘割生献馘古来无，解道功成万骨枯。白草黄沙风雨夜，冤魂多少觅头颅！’
为了遏制这一丑恶现象，沈默命监军御史对战报负责，如有虚报、谎报，或者杀平民冒功的情况，则严惩不贷。与对文官的温柔手段不同，沈默治军十分严厉，在杀了几个当成耳旁风的家伙之后，监军御史们终于瞪起眼来，监视部队每一次作战。杀平民冒功的事情终于不再多见……
所以最近一年多，李成梁几乎没有大的战功，虽然出击频繁，但每次斩首不过一二百人，至多二三百人，对已经习惯了李大帅战无不胜的朝廷、皇帝和民众来说，实在没什么可激动的。
然而在皇帝大婚之前，辽东方面六百里加急传来捷报：却说辽东巡抚张学颜与总兵李成粱探得情报，鞑虏欲趁明军庆祝皇帝大婚，防守松懈之际，长途袭掠抢劫牛羊。这二人遂将计就计，遂诱敌深入迂回包抄。最终在长定堡，将进犯的虏敌合围掩杀，大获全胜，自虏酋以下，斩得虏级两千余首，这是数年都未曾有过的大捷，不但国威大震，也将欢庆气氛推向了高潮。
当时捷报一到北京，万历高兴极了，立即告谢郊庙，感谢天地和祖宗的保祐，同时吩咐内阁大行赏赍。慈圣太后也有懿旨给内阁，曰：‘赖天地祖宗默访，乃国家之庆，元辅平日加意运筹，卿等同心协赞之所致也。’这种慨皇家以慷，给大家分福利的事情，诸位大学士自然积极响应。
然而为了谨慎起见，沈默没有马上照办，而是等到辽东巡按安道仁的报告，看到他的描述说，那日大队人马，带了牛羊向边界猛地冲过来，口口声声说是投降。鞑靼人虽然平时很诚实，但在战场上的心眼却只多不少，诡计多得很。所以明军判断，这一定是诈降。担任长定堡守将的，正是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这家伙比他老子还能打，但也更急功近利。看定以后，李如松一马当先，率领部下的将士，也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