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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8大奇案-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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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是在星期六晚上10点半,从商店回到家里,我太太告诉我有两个人挨家查问有没有人看见过派克曼博士。我马上说:“他肯定没走远,因为昨天下午我在科特路碰到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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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肢之谜(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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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太太说这话时,还有一位住在我家的女士也在场。警方发现断肢之后,我又将同样的话告诉过亨利·L·福斯特先生,他住在布洛松街。我不清楚遇见派克曼博士的准确时间,我想大概是3点,但肯定是在2点半以后。
  我叫莎拉·格林诺。我和派克曼博士已经交往了很多很多年。
  我相信我最后看见派克曼博士是在感恩节前的那个星期五,在本市的贝克拿街和卢梭南街之间的剑桥路上,时间大约是下午2点50分。
  派克曼博士当时走在马路的对过。我知道那天是感恩节前的星期五,因为我约了另一位女士一起喝茶,而且我还要赶在喝茶之前见我儿子。
  沙缪尔·克勒兰,派克曼博士以前的房客。
  我最后见到派克曼博士是在星期五,11月23日,下午3点一刻到3点半之间,地点是缪克街和富兰克林街之间的华盛顿路一段。
  我看见他时,他正跟一个工人模样的人走在一起,所以我忍不住多看了一眼。我们在马路的同一面,几乎是擦肩而过。我没和他说话。我已经很多年不和他说话了。
  我第一次谈及此事是在星期一早晨,当时我的一位同事正在读报纸上关于派克曼博士失踪的消息。
  我也将此事告诉了警署的纳普先生,他对我说,我这条线索没什么价值,因为还有人在比这更后来的时间段里在城南看到了派克曼博士。所以我就只好三缄其口了。
  我叫亚碧·B·偌兹,我认识派克曼博士已经有25年。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星期五,11月23日,在格林路快到与利曼街交界的路口,索任药剂店对面。我想,当时应该是下午差一刻5点左右,天快要黑了。还有一个人和博士在一起。我走在人行道靠里的一侧,我女儿在我和博士之间。派克曼博士是朝勃朵茵广场的方向走。当我们经过时,我们互相躬了躬身,我是指,我和派克曼博士。
  在那之前,我女儿和我一起去了文特街霍维先生的店里,扯了11码印花毛纱。20美分一码,共计220美元。我当场付了账。
  在后来的星期二,我和乔治·派克曼博士的哥哥弗然斯·派克曼神甫说起过这件事。是我女儿对我说应该去告诉神甫的。她从星期六到星期二一直在雷克星顿。
  我肯定没搞错那天的日期,我清楚地记得我在路遇派克曼博士之前和之后的所有事。
  我一直是弗然斯·派克曼神甫的教区居民,所以对他兄弟失踪一事非常关心。我不记得亦不认识和派克曼博士在一起的那位先生,但绝对不是韦斯特教授。那人比较高,比较壮。
  我叫玛丽·偌兹,是刚才作证的偌兹夫人的女儿。我认识派克曼博士10年,所以一眼就能认出他来。我最后看见他是星期五,11月23日,在格林路索任先生的药店对面。我母亲和我一起。我们从文特街的霍维商店出来。派克曼博士和另外一个人一起。我们经过的时候,他向母亲欠了欠身。他离我比我母亲近,我手里的布匹差点儿碰到他。布匹是刚从霍维先生那儿买的印花毛纱。
  我一直在回忆当时的时间,应该是4点半到5点,傍晚时分。
  1850年3月29日,星期五,庭审第10天,在传唤了一共112名证人之后,双方取证结束。
  在这112名证人中,没有被告人约翰·韦斯特教授,因为当时的马萨诸塞州法律禁止被告出庭为自己辩护,这不但为本案留下了无数的疑点,更使这场审判被屡屡冠以“不公正”的头衔——至少以现代法学的观点。特别是,真正将韦斯特教授“套牢”的是杂役伊弗任·利托菲尔德的证词,其中之真伪除了他自己和韦斯特教授,可以说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但在当时的法庭上,“法律规定”陪审团只能听到一面之辞。
  是日上午11点20分,约翰·韦斯特教授的另一名辩护律师普利尼·梅里克代表被告方作总结性发言。普利尼对陪审员们说,若要证明起诉书上对教授指控之谋杀罪,公诉方必须证明派克曼博士已经死亡,必须证明韦斯特教授是杀害派克曼博士的凶手,必须证明韦斯特教授的行动是有预谋的。假如陪审团对其中的任何一条发生了疑问,公诉方的指控便不能成立。
  比方说,如果派克曼博士在与韦斯特教授会晤之后离开了哈佛大学医学院——正如被告方的诸位证人所证实的那样——又无进一步的证据证明他们后来又见过面,因而派克曼博士不可能死于韦斯特教授之手,则公诉方败诉。
  接下来,是关于派克曼博士是否已经死亡的讨论,这在当时被新闻界戏称为“派克曼博士不在现场的证明”。不错,普利尼·梅里克指出,在哈佛医学院里确实发现了非解剖用的人体断肢,而且在11月23日之后,确实没有人再见到派克曼博士,但这并不一定就说明派克曼博士已经死亡,或那些人体断肢就一定是博士的遗骸。事实上,在公诉方传唤的一系列证人中,只有牙医纳逊·柯普的证词提供了这方面的直接证明,然而,正如为被告方出庭的威廉·默顿博士所指出,即使牙医们像艺术家一样,一眼便能认出自己的“作品”,但在其“作品”经过高温灼烧后,也没有人可以真正做到“烧成灰也认得出来”。
  普利尼·梅里克提醒陪审员们不要忘了罗伯特·肖在悬赏3000美元的公告中所言,派克曼博士“可能因某种突发性的心理病变而离家出走”之说。“在刊登在所有报纸上和张榜于全市的启事中,他们说他可能因‘心理病变而离家出走’,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认为这样的解释是合情合理的,否则他们就不会这么讲了。既然他们敢把这一条列在3000美元的赏金之下,那他们必定是相信,这种事完全有可能发生,即派克曼博士完全有可能离家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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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肢之谜(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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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一步讲,就算那些断肢是派克曼博士的遗骸,警方和公诉方也没有作出真正的死因鉴定。本案中的受害者到底是因颅骨碎裂而死,如一些人根据那些在冶炼炉里发现的骨头碎片所推测的,还是因左胸受伤而死,如那副胸腔所显示的?普利尼·梅里克说,公诉方甚至没有在他们的法庭辩论中提到这一点。“死因尚且不明,那又如何谈得上‘因暴力或犯罪致死’?”
  再退一步讲,就算派克曼博士确实为韦斯特教授所杀,也没有证据证明是“有预谋的”。普利尼·梅里克详细地分析了派克曼博士和韦斯特教授在性格上的反差,经济地位上的反差,特别是罗伯特·肖证词中关于矿石抵押的那段话。普利尼说,从这宗公案的前因后果来看,我们可以“安全地”假定,派克曼博士在乎的倒不一定是钱,虽然钱永远是债权人和债务人关系之所在。真正令博士气恼的,是他认为自己被韦斯特教授糊弄了、欺骗了,所以他才会说出“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诈骗行为,理应受到惩罚”,“他要去找韦斯特教授,给他一点教训”之类的话,所以他才会多次闯入韦斯特教授的住宅和实验室,并当众对他进行羞辱。
  如果派克曼博士确实是在1849年11月23日下午1点半以后的某一刻,死在了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可能的情形只能是,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争执,而且非常可能是激烈的争执。争执过程中派克曼博士意外死亡。普利尼·梅里克说,原因很简单,派克曼博士的咄咄逼人是有目共睹的,而韦斯特教授,据我们许多德高望重的证人们的证词,其性格特征中几乎完全没有冲动的成分,暴力的因素,或犯罪的倾向。“而且请注意,在这些证人作证的过程中,公诉方甚至没有交叉取证,一次也没有!这不能不被看做是一种默认。”
  普利尼·梅里克继续构筑他的所谓“案情经过”,他说或者是韦斯特教授失手误伤了派克曼博士,或者是派克曼博士急火攻心,失去了身体的平衡或自制能力。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其后果对韦斯特教授来讲都是一样的——他觉得自己就是“跳进乔尔斯江也洗不清”,所以才出此下策,毁尸灭迹。
  之后,普利尼·梅里克花了很长的篇幅向陪审员们解释“预谋杀人”和“过失杀人”之间的区别,这在当时和后来都被法学界人士认为是被告方的一个重大失误。因为,第一,被告方在本案中作的是“无罪抗辩”,即如韦斯特教授自始至终所坚持的,他没有杀害派克曼博士;第二,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法庭辩论的焦点也是围绕着韦斯特教授“是否杀人”,而从未引入过“为何杀人”的讨论。然而现在,被告方却在最后的总结性发言里毫无前因地大谈“预谋杀人”和“过失杀人”,不仅冲淡了陪审员们对“是否杀人”的印象,更引导他们去作“为何杀人”的考虑。往严重一点讲,可以说是使被告方前面所有的努力都功亏一篑,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在长达7小时的发言接近尾声时,普利尼·梅里克终于如韦斯特教授的朋友们一直期望的那样,开始对伊弗任·利托菲尔德发起攻击。他说伊弗任口口声声讲,他那么劳命费力地爬过60英尺隧洞,在令人窒息的地下室里一锤一钎地钻开五层砖墙不是为了赏金,只是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试问,既然伊弗任怀疑韦斯特教授,为什么不向警方报告?既然他知道“楼里所有的地方都已经翻遍了”,唯有化学实验室的排污管道例外,为什么不请求警方进行搜查?星期三下午,当他因为墙壁烫手而翻窗进入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时,为什么没有查看卫生间?他认为教授在冶炼炉里生火很可疑,为什么当时没有检查炉膛?星期五那天,既然他在见到崔诺蒙警官之前“已经在墙上凿了一个大洞”,马上就可以见分晓了,为什么告诉该警官“过20分钟或半小时再来”?难道他不希望在砖墙挖开时有其他人在场?还有,排污管道在地下室里蜿蜒了“八九英尺”,为什么那些残肢刚好就摆在砖墙洞开处?
  “听上去倒像是他自己放在那里的。”普利尼·梅里克说,“而且我认为,就是他放在那里的。”
  但在最后的几分钟里,普利尼再次偏离航道。他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韦斯特教授和伊弗任以外的另一个目前尚不为人所知的“神秘的第三者”杀害了派克曼博士,而后将他的尸体或部分尸体藏在哈佛医学院内。可以想象,在派克曼博士放贷的过程中,和他生出龃龉,结下私仇的肯定不会只是韦斯特教授一人。普利尼引用韦斯特教授被捕当晚对警方说过的一句话:“我不相信那些就是派克曼博士的遗骸,但我确信,我根本就不知道它们是如何跑到医学院里来的。”普利尼·梅里克对陪审员们说,这便是约翰·韦斯特教授无辜的写照。“他不能告诉你们那些断肢是怎样被藏进医学院的,他无法解开这些使他自己身陷囹圄的谜团。正因为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不是作案人,他向你们指示了那位‘神秘的第三者’的存在——那是一个公诉方提交法庭的所有证据都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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