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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马可·波罗还非常正确地指出：“新都的中央，耸立着一座高楼，上面悬挂着一口大钟，每夜鸣钟报时。”这自然指的是鼓楼之北的钟楼。“第三次钟响之后，任何人都不得在街上行走，除非遇着紧急事物，如孕妇分娩或有人生病，非出外请医生不可者可以例外。但是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外出的人必须提灯。”从这些细节描写中不难看出，如果没有在大都城生活过，马可·波罗不可能有这样细致入微的观察。
再来看看马可·波罗在中国各地的旅行，他第一次前往云南时用了4个月，离开大都城，马可·波罗经过永定河上的芦沟桥来到涿州。他对横跨永定河上这座石桥赞美不已：“这也许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大石桥。桥长三百步，宽八步；十个人骑马并肩而行，也不感觉到狭窄不便。二十四个桥拱，由二十五个桥墩支立水中，支撑着桥身；桥拱用弧形的石头堆砌而成，显示了造桥技术的高超绝伦。”
他从西安穿过秦岭进入汉中，最后来到一马平川的成都平原。马可·波罗正确地指出了成都平原的富饶和水利的关系：“这座城市（指成都）有许多大小河川发源于远处的高山，河水从不同的方向围绕和穿过这座大城，供给城市必须的用水。有些河川宽达八百步，有些宽二百步，而且都很深。”
他还介绍了长江流域的情况：“大川细流和地下各条支流汇合成一条大江（长江），这条江水东流入海，全线要航行一百天的路程。沿河两岸和邻近的地方，有着许多市镇和要塞，河中船舶舟楫如蚁，运载着大宗商品，来往于这个城市。”
他对我国西南边远地区的风土人情作了广泛深入的了解。在谈到大理时，他说：“这里有一个湖（即洱海），方圆近一百六十公里，在湖中可以大量捕捞各种鱼类，有些鱼体积很大。”他还提到云南西南部深山密林中的瘴气：“夏季期间，这里一片山岚瘴气，郁闷而又不卫生。所以，商人和其他外地人被迫离开这里，避免无谓的死亡。”他还到过与云南毗邻的缅甸北部，逼真生动地记述了缅甸国王陵墓前面两座棱锥形的金塔：“圆形的塔顶，悬挂着许多小小的金铃和银铃，经风一吹，叮当作响。两塔都高达十步，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巍峨壮丽的景致。”
从云南出使归来后，马可·波罗又多次前往我国东部和江南各地旅行，请看他对京杭大运河的描述：“这条交通线，是由许多河流、湖泊，以及一条又宽又深的运河组成的。这条运河，是根据大汗的旨意挖掘的，其目的，在于使用船只能够从一条大河转入另一条大河，以便从蛮子省（指我国南方）直达汗八里，不必取道海。”他对杭州的风景秀丽、商业繁华、交通便利、市容美观更是赞不绝口：“这座城市的庄严和秀丽，堪为世界其他城市之冠。
这里名胜古迹非常之多，使人们想象自己仿佛生活在天堂，所以有‘天城’之名。”他还自称：“马可·波罗时常游历这座城市，对这里的每一事情，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并且一一记录下来。”
中国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发现
西方探险家们走向古老中国的探险热线主要有3条：一是东部政治、经济的发达地区。这里文明程度很高，大小城市相连。但从欧洲人的角度，毕竟走到了亚洲大陆的尽头。二是中国西部、西南部的青藏高原地区。这里崇山峻岭连绵起伏，有许多人迹罕见的地方。探险家们以登上这“世界屋脊”为荣。三是中国西北部的塔里木盆地一带。在中国大探险家张骞的时代，这里被称为西域，是陆路从中国走向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门户。
在西方人的亚洲探险热中，马可·波罗、鄂多立克、伊本·拔图塔、尼科洛·康蒂等4人被誉为“中世纪四大游历家”。
19世纪后半期，俄国军人尼古拉·米哈依洛维奇·普尔热瓦尔斯基对中国西北塔里木盆地的探险，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
从1870～1885年，普尔热瓦尔斯基携带助手和几个哥萨克兵士，先后4次在蒙古、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和青海各地探险。当时，这些地方并不对外开放。在欧洲人心目中，它们仍然是那样神秘莫测。
1870年，普尔热瓦尔斯基开始了第一次探险。他从靠近蒙古边境的俄国城市恰克图出发，经过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来到中国北京，目睹了紫禁城的雄伟壮丽。
离开北京后他往北抵达呼伦湖。他被呼伦湖的美丽倾倒，为呼伦湖绘制了一幅全景图。然后他再上路拐往南行，来到包头。不久，他又穿过鄂尔多斯高原，往西南进发，考察了青海湖。
美丽的青海湖堪称鸟的天堂。这里是大雁、天鹅、丹顶鹤等鸟类的栖息地。鸟鸣不绝于耳，鸟蛋随处可捡。这种情景，真让“业余生物学家”普尔热瓦尔斯基流连忘返。他恨不得自己也成为青海湖的一只鸟，与美丽的大自然融为一体。
离开青海湖后，普尔热瓦尔斯基继续往南，深入柴达木盆地，登上了巴颜喀拉山脉，成为向黄河和长江上游挺进的欧洲第一人。他原想去拉萨，但是经费用完了，更重要的是时令已进入冬季，青藏高原早已大雪封山。普尔热瓦斯基只得中途而返，越过大戈壁，仍回到出发地恰克图。归来不久，他将这次探险经过整理编写成著名游记《蒙古，党项人的国家，以及北西藏的荒漠之地》。
游记的出版即刻引起欧洲的轰动，很快被全文或者节译成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字，并一版再版。普尔热瓦斯基也就在一夜之间成了欧洲的名人。
普尔热瓦斯基的第二次探险是在1876～1877年间。时间不长，行程也只有4000多公里，然而这是一次有重大地理发现的学术探险。
他从伊宁出发，沿伊犁河谷地前行，沿途满目苍翠，杨柳依依。他跨越了天山山脉，又从库尔勒涉过塔里木河，发现了喀喇布朗和喀喇库什两个湖泊。湖水很浅，有的地方都已底朝天。野生动物很多，有好些连普尔热瓦斯基这位颇有造诣的业余生物学家也叫不出名来。它们瞪着双眼，打量着这个陌生人。湖边长满了芦苇。普尔热瓦尔斯基躺在苇草上稍事休息，脑子却转个不停。探险家的敏感使他沉思：这里是不是神秘的罗布泊？
于是，普尔热瓦尔斯基回俄国后宣称他找到了罗布泊。一石激起千层浪。
消息传出，地理学界大哗。因为普尔热瓦尔斯基说的罗布泊的位置，与地图上标示的罗布泊相距400公里，当时地理学界权威、德国的利希特赫芬对他的说法进行了猛烈的指责。后来的考察使学术界的意见趋于一致：两人都没错，原因是罗布泊是一个频频变迁的湖泊，其位置受流入湖内水量的多寡的影响。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第三、第四次探险，目标都是西藏。第三次，他深入西藏腹地，到达离拉萨只有270公里的地方，遭到当地驻军的阻止。神奇的“日光城”在他的心目中，就像绚丽的彩虹，可望而不可及。第四次他来到了西藏东北部，然后回国。
在第三次探险时，普尔热瓦尔斯基在新疆罗布泊附近的一块绿洲边，意外地发现了一群正在吃草饮水的野马，一匹匹骠肥体壮，可爱极了。他浑身的热血立即沸腾起来，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打一声响亮的唿哨，策马猛追。
野马受到惊吓狂奔起来。普尔热瓦尔斯基发现追不上，拿起枪打倒了两匹，费了好大劲把它们拖回营地，再制成标本运回俄国。
俄国的生物学家惊喜地发现，这种野马是“世界上一切野马之母”。他们欢呼普尔热瓦尔斯基找到它们是“了不起的探险发现”。俄国沙皇亲自将这种野马命名为“普尔热瓦尔斯基马”。
印度 康蒂之旅
印度位于亚洲南部，以印度河得名。其北面、西北面和东北面为高山环绕，南面及东南、西南面濒临大海。在古代，印度不是国名，而是表示南亚次大陆的一个地理名称。那时人们所说的“印度”，实际上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和尼泊尔等。
欧洲人很早便听说东方有一个印度，它富庶而又美丽。于是，无数欧洲探险家为它而踏上征程。哥伦布寻找印度，结果发现了“新大陆”，他以为到达的是真正的印度，便把那一片大陆命名为“印度群岛”，以至于东西两半球有了很多“印度”和“印度群岛”。后人为了区分，把现在的印度一带称为“东印度”，而把哥伦布发现的美洲的印度群岛称为“西印度群岛。”
在中世纪诸多前往印度的欧洲探险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要数威尼斯商人尼科洛·康蒂。有人称他是“充满激情的流浪者”。
康蒂出身贵族。1419年，24岁的康蒂离开故乡来到地中海彼岸的叙利亚大马士革，在那里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大马士革地处亚洲西部的交通要道，穆斯林商人云集。康蒂在那里经营香料和宝石，虽然与穆斯林彼此心存宗教的芥蒂，但还是结交了好几个朋友。他向他们学习阿拉伯语。
从1424年，康蒂在亚洲大陆进行了广泛的游历探险。他是一个商人出身的探险家，因此探险中满脑子的生意经。他探险的主要地区是以印度为中心的东南亚一带。他希望弄清东方香料贸易的来龙去脉并寻找到诱人的宝石。
康蒂从大马士革出发，横穿西亚，经过古代最为繁华的两河流域，来到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港。他从这里漂洋过海，终于抵达印度的坎贝港。他游览了印度的几座古老城市，然后坐船沿印度西海岸向南航行，到达南亚次大陆的最南端。
在印度东南部最重要城市马德拉斯附近，康蒂慕名朝拜了附近的圣·多马墓地。圣·多马是耶稣12个门徒之一。传说当年耶稣去世后又复活，圣·多马坚持只要自己没见过，就绝不相信。结果，耶稣单独向他显灵。此后，圣·多马到波斯、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传教。后来在印度被两个婆罗门教徒用长矛刺死，长眠于异国的土地。
在圣·多马墓前，康蒂思绪万千。他想，自己和圣·多马是不同时代的人，为了不同的目的，两人走了同样遥远的路程。圣·多马千年后依然流芳，赢得基督徒的万世景仰。可是自己呢？生意不见得做得好，死后万载留名更不敢想。心中不免一阵酸楚。
康蒂在印度没能找到诱人的香料和宝石产地。于是，他渡过保克海峡，来到锡兰。他在锡兰看到了大片的肉桂林，对此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除此之外，他没能找到他想要寻找的宝物。于是，在锡兰作短暂停留后，他便离开了，坐船继续向东漂泊，登上了苏门答腊岛。
苏门答腊岛物产富饶，盛产黄金、樟脑和胡椒，使康蒂流连忘返，他在那儿整整逗留了一年。但是，一个偶然机会，他看到岛上的土著居民吞食血淋淋的人肉，让他惊骇不已！有些土著还与邻近部落征战，将战斗中杀死或俘虏的男子头割下来，作为战利品向人夸耀，也拿来祭祀神灵。康蒂对这种风俗深恶痛绝，决定马上离开那里。
康蒂乘船一直往东南，来到爪哇岛。爪哇岛人口颇多，居民生活也不错，他们以斗鸡为主要娱乐。这可使康蒂大开眼界。他见过斗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