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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遍布要津，因此构成了一个广大的势力网络。现在不知道禁锢的结局怎
样影响了这种局势，但是宦官们在灵帝余下的岁月里仍然掌握了大多数重要
权力。不论用什么谋画来诋毁和摧折他们，他们总是得以死灰复燃。反之，
只要他们想搞垮某人，他们又几乎总是能得逞其志。
最引人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已故桓帝的幼弟渤海王（死于公元 １７２ 年）之
事。渤海王被免爵，又被国除，但他答应赂贿王甫，如果王甫能帮忙他复国
的话。王甫满足了他的愿望，但渤海王拒不给钱。公元 １７２ 年，王甫伺机报
复。渤海王被诬大逆不道。他自杀，王甫等 １２ 名宦者受封。①公元 １７９ 年，
一起反对宦官的密谋落得了悲惨的下场，４ 名高级官员送了命。公元 １８１ 年，
劝皇帝不要废黜何皇后（她刚毒死了王贵人）的就是一伙宦官。可以举出更
加多得多的说明他们胜利的例子，而他们失败的例子就是不多。只要灵帝活
着，他们的影响就不会被破坏，而灵帝对他们的最后信任就表现在他在临终
② 《后汉书》卷八，第 330—331 页；《后汉书》卷六七，第 2183 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八，第 338、343 页；《后汉书》卷六七，第 2189 页。
② 关于这些事件，见《后汉书》卷七八，特别是第 2534 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八，第 333 页；《后汉书》卷五五，第 1798 页；《后汉书》卷六四，第 2109 页。
时把爱子刘协托付给上军校尉蹇硕。②
公元 １８９ 年 ５ 月官僚体制的状况
在灵帝统治的二十一年中（公元 １６８—１８９ 年），帝国的官僚体制已改变
得面目全非了。如上所述，由于自黄巾以来的一系列叛乱折磨着他的统治，
恢复或者重新创立了许许多多军事头衔，以满足京城里各种各样的利害关
系。在文职方面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有几个新头衔被新设立或者被恢复起
来；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则是给原官署授予了新的职能或者给予了新权力，
如果这种新头衔只是关乎皇家私事，其影响或许不大。这是指公元 １８０ 年新
建了三处皇家苑囿，１８１ 年建立了御厩，１８３ 年建立了圃囿署。③这些新机构
设施可能只是由宦官署领。
最高级的文职并无明显的变动。太傅胡广已死于公元 １７２ 年，未任命继
任人选。这是按惯例行事；太傅的任命名义上是要让他引导年轻而不更事的
人君“向善”，因此当一位太傅死了的时候，要到有新君嗣立才应任命一位
新太傅。诚然，胡广本人的任命是有些出乎常格，因为他是灵帝的第二位太
傅；前任太傅陈蕃已在公元 １６８ 年 １０ 月死于宦官手中。很显然，人们再没有
考虑违背故事来给灵帝任命第三位太傅，更何况他在公元 １７１ 年已经到了法
定年龄。①因此，在 １８９ 年 ５ 月这个位子便空出来了。
当太傅位子空出来以后，最高层文官便包括三公、九卿和俸给相当于九
卿的八尚书。表面上，这个结构终灵帝之世面貌依然，但是事实上，它在 １７８
年以后的局势中已有很重大的变化。从那时起，高级官位须得用钱买；它们
不再简授给贤能之人，而是卖给最有钱的人。②
在某种意义上说，卖官是开始于大约 ７０ 年以前的一个发展过程的逻辑结
果，因为那时如果出现了捉摸不定的或灾难性的事变，习惯上得免三公的官。
像地震，像连头婴儿这类事件就被认为是上天对皇帝行为的批评，因而只要
移罪于三公，皇帝就可以被祓除。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预言三公的任
职期间会有多久。事实上，他们的职能与政治现实是分开来的。他们的权力
这样的被削弱是用增加其他政府机构的权力来使之得到补偿的。最初，这是
由尚书台来补偿，但自窦武事件之后便转移到宦官身上了。③
在从前，即在公元 １０９ 年和 １６１ 年，只是在有限的规模上和一定时期内，
并且是为了解决巨大的财政困难，才在个别情况下准许买卖官职。但是在公
元 １７８ 年，卖官已卖到国家的最高职位，而灵帝除了表明出于他自己的贪欲、
② 《后汉纪》卷二五，第 12 叶（第 305 页）；《资治通鉴》卷五九，第 1894 页（德克里斯皮尼：《汉朝
的末年》，第 44 页）。
③ 《后汉书》卷八，第 345、347 页；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 81 页。
① 《后汉书》卷八，第 329、332、333 页。
② 《后汉书》卷八，第 342 页；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 141 页；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
78 页。
③ 关于这些事情及其与政治和其他发展的关系的记载，见《后汉书》（志）卷十二——十八。关于把这些
事情作为批评之用的讨论，见毕汉斯：《〈前汉书〉各种凶兆的解释》，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
22（1950），第 127—143 页；以及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 2 卷，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31
（1959），第 237 页以下。
他母亲的和几个宦官的贪欲之外，也根本提不出任何正当的财政困难的理
由。如果是因为三公的地位并不重要而使得出售官职成为可能，那么，是最
高层的贪污腐败使卖官鬻爵产生了诱惑力。
买卖官职之举是在西园的被一个称为西苑的地方组织进行的。三公之一
的位子值钱 １０００ 万；九卿之一的位子值 ５００ 万；而在约 １００ 个左右的郡守中，
一个职位得花 ２０００ 万钱。①对于那些声誉好的人价钱可以减半，而实际上，
每一个想得到官职的人都必须首先去西苑进行讨价还价。在这种种交易中，
朝廷并非总是赢家。公元 １８５ 年，崔烈（死于公元 １９２ 年）以五百万买得了
司徒之职，在授职仪式上人们听到灵帝说：“悔不少靳，可至千万！”为了
得到更多的钱，公元 １８７ 年以后灵帝准许出售关内侯。②
灵帝委婉地称他所搜括来的钱为“礼钱”，他因此在西苑建了一个金库
来储藏它。他也在那里储存从全帝国流入他手中的“礼物”：其中有送给他
的，有送给他母亲的，也有送给某些宦官的，目的在于期望得到批准或者提
升；在这里还存了从老百姓那里榨取的千百万钱，那是公元 １８５ 年为了建宫
殿以每亩（约 ０．１１３ 英亩）十钱开征的；在这里也储存了用非常敕令征集的
三亿钱。另一创举即“助军之费”也存放在这里，但是，当皇帝在公元 １８５
年取消了国库和皇帝私藏之间的区别以后，他又建了万金堂来存放帝国的岁
收。西园对整个政府唯一有些用处的是在公元 １８４ 年，那时皇帝大方地把他
的马匹交给了与黄巾军作战的军队。①
有些买高官的人都是些暴发户：他们的祖先默默无闻，他们的后代也名
不见经传。可是，另一些人中却也有帝国社会的精华。有势力的袁家为在公
元 １８２ 年为他家的袁隗买了一个三公之位；一个宦官的养子曹嵩（死于公元
１９４ 年）在公元 １８８ 年据说以一亿钱也买得了一个三公之位。②做汉朝三公之
一，其威权是值得付出高价的。
如果在首都追求高级职务者不乏其人，那么，猎取其他职位的情况就有
所不同了。除了那些不想花钱并且对征逐结果表示大惊小怪的人（因而给朝
廷惹些麻烦）之外，还有需要采取某些非常步骤来填满所有职务的更深刻的
原因。一个是从公元 １６９ 年直到 １８４ 年的党锢方面的原因。另一个就是所谓
的回避制度上的原因：即一个官员不许在他所出生的本郡本县任职；他也不
准在其妻的住处供职。③这些规定越来越复杂，所以在灵帝时代就出现了许多
长期的空缺。
为了能够多弄些人来做官，朝廷在公元 １７６ 年经过一个简单考试后任命
了年岁大的太学生一百多人；第二年又搞了一个惊人举措，即让某些商人戴
“孝子”衔，而给了他们一些小官做。这些特别措施并未奏效，于是在公元
① 郡守花的钱从洛阳南宫发生灾难性的火灾后开始，有时能数达 3000 万钱；毕汉斯：《洛阳》第 31 页以
下。
② 《后汉书》卷八，第 355 页；《后汉书》卷五二，第 1731 页；《资治通鉴》卷五八，第 1878 页（德克
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 261 页）。
① 《后汉书》卷八，第 351—352 页；《后汉书》卷七一，第 2300 页；《后汉书》卷七八，第 2535 页。关
于“礼钱”问题，见《后汉书集解》卷八，第 8 叶，最后脚注所引。
② 《后汉书》卷五二，第 1731 页；《后汉书》卷七八，第 2519 页。
③ 关于这些规定，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第 2 卷，《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台北，1961），
第 345 页以下。
１７８ 年又发动一个空前的步骤。一个崭新的太学——鸿都门学——被建立了
起来，它的学生实际上得到了保证，即一定都有官可当。鉴于在公元 １７２ 年，
即在另一次京师的简短争权斗争中他们有一千多人曾被宦官拘禁，原来正规
太学的学生显然被认为政治上不太可靠。毫无疑问，这在新的太学中引起了
震动。有几个官员抗议皇帝对新太学学生的偏爱，但所有的证据表明，皇帝
对他们的申诉未加理睬。①
上面已经谈到叛乱怎样影响了军事组织；在灵帝统治的最后一年，叛乱
的影响也在文职上感觉了出来。朝廷开始注意到，它屡次没有能够迅速地解
决叛军的问题，其原因盖在于地方行政的软弱。叛军活动范围通常过于广泛，
各郡比较不足的军队不够应付，但是，又没有一个在现场的人有充分的权威
能动员和指挥更多的军队。每一次部署一支稍大的部队，朝廷就必须任命一
位新指挥官。等到这任命的全部过程完成之时，叛乱往往已逐步升级，或者
已给各郡的官军以重创。可是，朝廷又怕把指挥着大军而有潜势力的校尉们
留在地方上，因此从一开始就只搞一些权宜之计。公元 １７９ 年曾经让一位朝
廷官员长期当地方军的指挥官，但已证明它并不成功。在那以后的几年当中
他们也设想过其他办法，但在公元 １８８ 年朝廷采取了一个重要的、回顾起来
却是致命的步骤。它给被叛乱蹂躏了的州任命了州牧。②这些州牧常驻在他们
辖境内；他们拥有正式的九卿官阶，地位在所有其他地方官员之上。换句话
说，相当独立的地方政权中心已经形成。其中有一个地方政权就发展成了完
全独立的帝国，使自己承受了汉朝的天命，并且自称是它唯一的合法的继承
者。
灵帝在弥留之际发表了两项任命；这两项任命都与州牧有关。他把信使
派往北方一个地方，给刘虞（死于公元 １９３ 年）这个很成功的州牧加封为太
尉。这只是第二次任命京师以外的人为三公。③与此同时，他还派使节去西方，
使赍州牧玺书给一个拒命解散自己军队的将军。这位抗命的将军正领兵向京
师进发，所以任命他为州牧就是想迫使他回师自己原驻地的最后一着。①不管
朝廷有什么理由，此事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