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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插队手记-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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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有同学忍不住问我:“在爱辉是不是有女朋友?”
  我说:“在爱辉是有朋友,但不是什么女朋友。”他们不理解,觉得很神秘,觉得我深藏不露,以至于在黑河师范一年半的时间里,我能够过着没有情感纷扰而全心全意读书的日子。
  这种误解成全了我的学习,各项学习成绩都不错,还当上了校学生会学习部长。毕业时学校对要不要让我留校当老师还进行过讨论。
  但我喜欢知青点的生活,重回生产队是上学前的承诺,现在要兑现了。
  我觉得这是我个人选择的历史。
  从我懂事的那天起,就不断地听到“完成!完成!……”、“开始!开始!……”
  似乎一切都有头有尾,但又无头无尾。每一次都在开始中结束,又从结束中开始。
  谁也得不到老天的恩赐和优待,能够让纪元从他开始,能够让世界以他为终结。
  我的历史也应该是这样,在不断地完成中,又不断地开始,似乎是重复,实际是新生,从而永远不停地前进。
  我唯一遗憾的是没能够完成心中理想的大学教育。
  黑河师范有一位张老师,是东北大学毕业的,那天他和我回忆自己的大学生活。
  我问张老师:“一个人应该完成的最基本学业是什么?”
  张老师笑而不答,沉默了许久,他说:“大学本科。”
  还有一位王老师,是教古文的,那天他抖着手中的古文说:“这东西非得我讲不行,你们讲不了。”
  我问王老师:“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超过老师?”
  王老师有点生气,迅速地回答:“我讲的东西,你们能理解十分之一就算不错了,你们别好高骛远,你们就是再学也赶不上我的水平。”在他的眼中,大学毕业的他与读中专的我们永远不能相提并论。
  其实,我自己对中专的学历也没当回事。
  不过,三个留在县教育科的毕业生,却偏偏留下了我一个中专生,那两个大学生已经被分配到县里的中学当老师去了。
  县教育科不同意我回生产队,分配我到业余教育股工作。
  刘科长对我说:“作为分配就这么定了,但你的申请我们也交到了县委,最后听县委的吧。”
  原以为回生产队是十拿九稳的事,现在很有点“黄”的危险。
  我又在县教育科待了两个月,等上面的回音。
  这期间看了一些书:《希思首相》、《约翰逊回忆录》、《白轮船》、《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第三帝国的覆灭》等书。
  同时,在来来回回往返各个乡镇搞农民业余教育时,还认识了几个人。
  在爱辉到黑河的船上,我曾碰到一个上海医疗队女护士。她是川沙县城人,68届初中生,在当地下乡两年后,被抽调到市六医院学护士,毕业后到黑龙江巡回医疗。
  她看上去很腼腆,实际却很健谈。她同我谈了一些最近在上海发生的事,最后说:“上海真的老烦的,一会儿批林批孔,一会评法批儒,阿拉又不懂的。我喜欢出来巡回医疗,外头山清水秀老安静的。”
  在张地营子旅馆里,我曾碰到一个北京来出差的干部子弟,十分忧国忧民。他谈到干部子女的两极分化:一种是口称“子承父志”,靠父母功劳走后门,调回城市。一种是热爱工农,深入基层,靠自己的一双手改天换地。
  那晚谈着谈着就半夜12点了,他一看时间太晚,赶紧煞车,说:“不同的人走不同的路,将来会怎么样,现在还很难说呀。”
  我想我既没有享受安静的福分和超脱,也没有思虑深远的忧愁和大志。
  我只是在不能完成大学学业的无奈下,回到了下乡前最初的梦:当一个农民作家。
  这总比什么也不是的庸庸碌碌地度过一生要好。
  终于,在国庆前,刘科长正式通知我:“县委通过讨论,根据1974年工农兵学员招生提纲上对学生去向有‘或上山下乡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条,所以,回生产队也是在允许的范围之内,已经同意你的要求。”
  县文教科搞了一个欢送仪式。刘科长说:“不管怎么说,在这里拿过三个月的工资,就算是从这里回爱辉的了。”
  从心里说,算哪里回去的,对我来说重要吗?





    正文 103、转点争论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45 本章字数:2369

1974年10月8日,我打起铺盖回到了知青点。
  就在当天晚上,知青点食堂里发生了一场争论。
  争论是从仲志疆转点回南方老家插队的事引起的。
  王根生说:“说老实话,她这样走就等于逃。”
  王晓雁一听非常气,就问他:“逃的性质是什么?”
  王根生一时语塞,就说:“别人怎么能呆下去,她怎么就呆不下去了?”
  王晓晗说:“你没有了解就没有发言权,她是有正常手续,经过各层批准才走的,怎么能和‘逃’联系起来呢?”
  王根生被呛得面子上下不来,说了一句:“不和你说了,跟你这样的人说不通。”气呼呼地走了。
  王晓雁追着他的背影说:“说得通说不通要看你说的什么理,你想用歪理把人家说通是不可能的。你想用职权来压服人家更是办不到的!”
  食堂里一屋子人都笑了,觉得是不该用“逃”字去说转点离开的知青。
  自从那年知青拿下稻田后,这些年逐步挑起了生产的大梁,在今年队长选举时,王根生又被选上了队长,这生产队就由知青当家了。不过,上海插队干部老孙调回上海后,王根生没人指导,暴露了一些弱点,威信骤降。
  我转移话题,对蔡景行、昊宇说:“吃好饭一起拉小提琴怎么样?”
  两年前,蔡景行开始学拉小提琴,我和昊宇也各自买了一把小提琴跟在蔡景行后面凑热闹。离开生产队的一年多里,三个人还没有机会合奏过。
  三把小提琴,尽管演奏水平不怎么样,但毕竟也是音乐,回响在知青点的院子里,一番热闹。
  热闹之余,我们坐在那里闲聊,从他们的话语中却听出几分惆怅。
  1974年,随着上海插队干部的撤退,知青下乡也进入转折。就拿我们队知青点来说,已经走了三分之一的人,大家在经历了最初的满腔热情后,开始进入一场痛苦的反思:我们的前途到底在哪里?
  走和留,是现在知青议论最多的话题。
  今年,在我回队之前,生产队有一个上大学的名额,队里推荐三个知青,其中两个年轻的被大队剔除了,理由是照顾年纪大的。
  年纪大,竟然成了推荐上大学的理由。
  有人不服气,于是大队干部就像当年插队干部问我一样,问他是怎么对待革命前途和理想的?想不想在农村扎根?这就成了大是大非的问题,甚至可能成为以后不再推荐他去上大学的理由。
  所以,一提扎根的事,就弄得好多人很为难。
  有人问李晶霞:“你有没有扎根农村的准备?”
  她说:“有。”
  再问:“你明年去报考大学吗?”
  她回答:“不去。”
  又问:“你后年去不去报考?”
  她默然,然后不耐烦地说:“现在还不到后年呢!”
  我对她说:“不是非要说自己‘决心扎根’这些话的。如果想报考大学,就应该说清楚,这又不是什么坏事。”
  但是想想,生产队每年除了一两个上学的名额,还有一两个招工名额,谁也不知道会不会轮到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轮到自己?彼此之间多少有一些竞争和戒备。
  昊宇说:“僧多粥少,照这样下去,总有人会永远留在农村的。”
  大家又议论起前不久刚结婚的程小岚。
  程小岚也是新知青,下乡时带着才十五岁的弟弟程小磊。在我们知青点像这样姐弟或兄妹一起下乡的有三对。8月份程小岚与邻队的一个上海男知青举办了婚礼,这是我们大队里第一个结婚的知青。
  程小岚才21岁,结婚好像早了点,但符合婚姻法定年龄。听说有些兵团农场的快到三十岁了也没结婚,孩子倒有了。
  蔡景行说:“对她来说,上学招工都没有希望,转点南方又没关系,恋爱结婚过日子倒也干脆。”
  我问起国明的情况。
  国明曾经想让学校根据他70届的身份,按四个面向的政策重新分配。在上海折腾一年后没有结果,只好再回到生产队。回来后他一心想等招工走,连煤矿招工也想去,被我劝了下来。那是一年多前我还没上学时的事。这次我回来发现他情绪不错,觉得有点奇怪,难道他现在有了新的想法?
  王晓雁说:“可能有点什么原因吧,今年春节回上海探亲时,有个小姑娘自称是国明的对象,跑到我家打听国明的情况。她说她父母不同意他们谈恋爱,国明就对她说,不管怎么样,他都要回上海去的,要么被抽调回上海,要么就自己跑回上海。”
  蔡景行说:“还想抽调回上海?这不是白日做梦啊!他是在骗自己还是在骗人家上海小姑娘?”
  王晓雁说:“自己跑回去倒是可能的,但是没有户口没有工作,人家父母不同意,小姑娘自己也不会同意的。”
  大家问我对队里知青目前的思想状况持什么观点?
  我想起父亲知道我要回生产队后,曾来信再三告诫我:“党的每一项工作都是与全局有关的,都是党的需要,你回农村只是个人的愿望,不能强加于党,也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这样做。”
  我于是回答他们:“能走的就高高兴兴地走,不能走的也要好好生活下去,我陪着他们。”
  说这话的时候,我是轻松的,因为我是已经走了再回来的人,心归于平静,与别人不再有利益竞争。
  不可否认的是,知青在走和留的痛苦反思中,开始面对现实,曾经失去的正常青春开始焕发,长期压抑在心头的生活追求、爱情欲望、知识渴求……悄悄萌芽。他们不再为自己曾经高喊过的口号而激动,梦想着最基本最实在也是最迫切的要求:安居乐业。





    正文 104、老乡心思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45 本章字数:1918

回来后,我参加了第一次队委会。
  一年多之前,我就是队委,现在叫我参加队委会也属自然。
  队长王根生在会上提名让我担任政治队长,大家也没什么意见。
  当时队长是一把手,另外还有生产队长、政治队长、车马队长、妇女队长,都是副手。作为政治队长,负责生产队前景规划和夜校的工作,还是比较超脱的。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现在的队委会成员同以前已经大不相同了。除了队长王根生、政治队长我、妇女队长张春芳是上海知青外,团支部书记刘鹏晖也是上海知青,原来还有一位上海知青担任会计,刚被推荐上了大学,会计就由刘鹏晖临时兼着;老乡在队委中除了生产队长、车马队长外,还有保管员和贫协主任;知青和老乡一半对一半。
  已经是10月中旬,大雪就要来临,队委会的主要议题是秋收任务和劳力安排。
  散会后,保管员李胜俊和我俩单独走,他言语不多,闷闷地憋了好半天才对我说:“你还是不回来好,在我们生产队,谁要是敢说几句公道话,那是没什么好处的。”
  我听了只是一笑,觉得他话中有话,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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