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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 2013年第9期-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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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来检讨,说自己干扰了主席。一看就知道,这是很违心的。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前,林彪跟毛说他要检讨。毛说:主要是陈伯达的事,你不用检讨。林彪后来对毛的翻云覆雨很不满意,一直软抗,或不在北京,或不参加会议,拒绝检讨。黄、吴、李、邱这些人对文革也没有一个明确支持的态度。毛很不满,所以,他要倒林了。
  “9·13”之前,我曾在父亲的公文包里看到过几页主席在南巡时的讲话纪要。那个讲话是铅印的,大号字,一看就是中央办公厅印的。毛主要讲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最后说: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的,为首的,改也难。这句话一下把我给惊倒,这不是说林彪吗?我当时浑身的汗毛孔都张开了。

  “9·13”那几天
  9月12号是星期天,我父亲在家里理发,散步。我抱着五个月大的儿子到他那儿去,他挺高兴地逗了半天孙子。下午吃完晚饭,他就去开政治局会议了,那时候正在大会堂讨论四届人大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定稿。我丝毫没有感觉到有任何不正常的迹象。
  13号那天一上班,还没感觉到什么。12号晚在地下指挥所担任战备值班的是林参谋。八点半左右,他交了班上来就汇报说:哎呀,项主任,不好了,出大事儿了!昨天一架飞机飞出境外,到蒙古那边去了。这是一架按照一等专机保障的三叉戟,从秦皇岛海军机场起飞的。我第一个反应是叶群还是林立果出事儿了,可我绝没想到林彪也在飞机上。然后我就问:为什么没打?为什么不打?他说:没有接到要拦截的命令,接到的命令是坚决要把直升机拦截下来,就是击落。因为是夜间,当时不是所有飞行员都可以飞夜航的,通常机场只有两架飞机值夜班。张家口的两架值班飞机就起飞拦截,但没有发现目标。现在部队在检查原因,为什么引导了四次进入,都没发现目标。其实,我们搞作战的都清楚,夜航,又是低空,直升机和歼击机速度差过大,并不容易发现目标。
  林参谋还对我说:纪登奎昨天晚上就在我们北空指挥所。今早,纪登奎还让他拿望远镜到山上去观察西郊机场有什么动静。他以为我消息灵通,接着问我:主任,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我说:没听说啊。我昨天晚上九点多钟就睡觉了,一大早就上班来了。接着,参谋长就把我叫去问话:知道出什么事儿了吗?我说:不知道。他说:你回家去问问。我赶紧回家,问了问我爸的秘书,他知道的情况和我一样。他还问: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是北空的,我怎么能不知道,所有的雷达都是我们管辖的。他说:现在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作战部报过来,秦皇岛起飞了一架三叉戟飞机,昨天飞出了境外。别的什么也没报。我没有见到父亲,秘书说我爸从昨天晚上离开家去开会,一直到现在没回来。午饭前,我告诉老婆说:跑了架飞机,不知道林家什么人出了事,情况不好。
  下午,我回到单位后不久,技侦团的报告来了。技侦团是归北空管辖,它的报告是送给司令部首长、作战处、情报处和我们防突办,另外还送空军作战部、总参作战部、总参情报部、空军情报部等,文件印数并不多。
  从北空技侦团的监听情报看,当时蒙古方面是炸了营,惊慌失措。他们从雷达探测到一架大型机侵入。有的说:不好了,不好了,中国大型机入侵!有的问:怎么办?怎么办?有的说:赶快去报告××顾问,说了个苏联人的名字。又有人说:××顾问休假,不在营房,找不到人。三叉戟速度多快呀,他们惊慌失措的劲儿还没缓过来,飞机一下子就过去了,就是那么几十秒。他们一时找不到头儿,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没有实施高炮进入一等应该采取的任何措施。还有一个原因是,蒙古那边有好多设施,比如说地对空导弹,但都是苏联部队在那儿驻守,蒙古方面没权使用调动。
  到了下午,又有一份报告送来。内容是:蒙古那边说入侵的那个目标坠落了,着火坠毁了。它给中央提供了飞机坠毁的第一个情报。提供这份报告的那个台立功了。
  当时我们作战处有一个副处长,那天正在下面一个高炮部队检查战备,那架三叉戟飞机就从那个高炮阵地上空飞过去。如果要下命令击落,刚好在阵地上头,而且9月13号那天是明月晴空,夜视线很好。那个处长回来后还跟我们说:哎哟,那个飞机那个大呀,飞得很低,如果当时要打,几炮就打下来了。
  14日下午,邱路光(邱会作儿子)给我打电话说:你快回来,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我说:不就是跑了架飞机嘛。他说:林子着火了,树叶也烧光了,你快回来吧。我就明白了,那是说林和叶都出事了。回去后他跟我说,他爸爸回来了,说林和叶都摔死了。
  我爸还是没有回来,我就又回去上班去了。到16号傍晚,路光又给我打电话:你爸回来了,赶快回家吧。
  我爸是12号晚饭后离家,一直到16号下午才回来。
  那天,我晚上十点多回到家。回家以后,我去爸爸的房间,看到他正在从保险柜里边往外清东西。我就问:爸,听说林彪他们跑到国外摔死了?他说:你们都知道了?我说:知道了。他大声喊着:跑什么跑,害死人!我就问:他们为什么跑?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他说:我哪知道啊?
  他告诉我:12号晚上政治局正开会,开到半截总理接了个电话,接完电话就把他从会议室叫出来。总理问:你听说北戴河最近出什么事儿了吗?他们(指林彪)家里闹什么矛盾了吗?因为中央的领导都知道叶群和豆豆关系紧张,常常闹出些矛盾。我爸说:不知道啊,没听说他们家里出什么事儿啊。总理就没再多说,叫他回去继续研究政府工作报告,而总理自己离开了会场。我父亲就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9月18日是个周六,父亲回家说:看来没事了,主席还是信任我的,总理让邱会作带话过来了。其实这是父亲在宽我的心。他对邱会作当时是这么说的:话是这么说,文章并不一定这么做哟!
  (责任编辑洪振快)

人物志

国学大师刘文典之死

作者:张有京 字数:6484

  我的父亲张德光(1913…1986年)生前曾任云南大学党委常委、副教务长、历史系主任,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委常委,是当年云南大学历次政治运动的经历者和见证者。从他的日记、笔记、书信等私人记录中(后文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当日日记),可以看出一向清高孤傲、独来独往的刘文典先生,在1957年、1958年仍我行我素,出言不计后果,最终因悲愤与绝望,含冤病故于1958年的交心运动。
  刘文典先生(1889…1958年)为古籍校勘学一代泰斗,原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云南大学一级教授。其为人光明磊落、特立独行、不畏权贵。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时加入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的秘书,也做过《新青年》编辑部英文编辑和翻译。1928年任安徽大学校长时,蒋介石刚执掌政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多次表示要到安徽大学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没有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因为刘文典认为,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1962年3月10日冯友兰致张德光的信曾提到1929年安徽大学闹学潮,蒋介石曾到校指责刘文典先生:“蒋怒说‘你革命不革命?’刘先生亦怒说‘我跟中山先生革命的时候,还不知道你在哪里’,蒋把先生囚起来。刘先生在狱中说‘我若为祢正平(祢衡),可惜安庆没有鹦鹉洲。我若为谢崇乐,可惜我没有好胡子’。此为刘先生亲告我者”。出于先生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巨大影响,1956年他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曾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亲切过问先生的学术研究近况。那么个赫赫有名的大学者,为何会含冤病故于1958年呢?
  早在建国初期的1952年,为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清除反动思想在学校的影响,高校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云南大学中文系教师学习组对刘文典先生的“封建权威思想”进行了过激批评帮助,系主任刘尧民先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甚至将刘文典先生写的两首古体诗无限上纲为“反动诗”。刘文典先生为此大为不快。直到1954年1月24日先生在与历史系主任张德光交谈时,还气愤地说:“不要把我当中文系的人了,中文系的课我不高兴开了,我在25号辅导学生(历史系)是为了历史系,中文系的学生要来我当然不能拒绝,是云大的嘛!云大人来我都不拒绝。”张德光评论“此老火气大,中文系对他团结不够,至少是尊敬不够”。继思想改造运动后,云南大学开展了两次激烈的政治运动,即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1958年的交心运动,后者对刘文典先生冲击特别严重。
  “1957年反右斗争时,校党委整风反右领导组曾在校内民主党派老师中,收集整理过刘文典的右派材料,我也曾写过揭发刘文典的材料交校党委。因我未参加党委审定右派的会议,校党委为何未划他为右派我不知道。”(张德光1968年8月31日的交待材料《我替刘文典的〈庄子补正〉写跋的错误》)。在反右斗争中还有些定为“右派分子”的老师,在经过无数次惨烈批斗后,为争取“宽大处理”在批斗会上作交待时,也曾揭发过刘文典先生的“右派言行”。如1957年7月23日,时任云大教务长的王士魁教授(被定为校内“大右派”)在批判会上交待其“罪行”中说道:“刘文典说在云大不骂刘文典不是进步,学校离心力大,外出学习的人都不愿回来。学校再过几年不堪设想,读几年书再说。”反右斗争后期,刘文典先生被校党委内定为“中右”。
  1958年我国高校又开展了向党交心和大破资产阶级法权运动。在运动中,为了表达向党交心要忠诚老实,云大校党委居然以“大跃进精神”发动群众在全校开展写大字报和个人交心竞赛。并发动学生给教师提意见,给教师特别是对那些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老教师,带来极大政治压力。该年3月16日晚,在各系汇报运动进展及工作安排会上,校党委书记李书成说:“两天来(运动)发展很快,上午(全校写大字报)3200多张(意见)800多条,下午中文系一万多条……意见多,质量高是先进。如中三(中文系三年级)每人200条,向全校挑战。”3月18日“系学生(历史系)提意见已突破二万条,教师都被烧着一下”。5月3日晚张德光在写个人交心材料时记有:“写到106条已3点多,外出一看家家都已熄灯。”6月1日下午,在历史系教师交心会上,“陈年榜谈交心思想斗争,交到70条时抵触起来,认为党是法官自己是罪人向法官写供状,想不通把笔都摔了”。在沉重的思想压力下,个别党员系主任,被迫又给自己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作自我检查和接受群众批评。时为校党委常委、校长的李广田教授,对党委过“左”的做法曾表示反感,看到不少知名老教授,特别是他平日敬重的刘文典先生,被定为全校重点批判的对象,也爱莫能助。有时也难免迸发出不平的怒气,一天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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