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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言停住脚步认真地说：“雷默，我看你这个秘书不好干啊，我建议干两年就撤。”
我没弄明白老同学的意思，在大学时，潘文言在歧治上就比我成熟。
“可张市长说，让我至少跟他五年。”我有些茫然地说。
“不可以，”潘文言连连摆手说，“少于两年走，人家说你没干明白，被赶走了，多干两年，没必要。雷默，人生有几个五年，你在大学就有一番志向，当秘书做个台阶就行了。你应该做点实事。”
“见机行事吧。”我叹口气说。
我目送潘文言的背影，心情颇为惆怅，老同学的话对我触动很大，我觉得自己应该有自己的事业，谁不想当将军呢？但是，我知道，张副市长用我也是动了心思的。这份知遇之恩，终究是要还的，眼下就要处理好东州的工作与北京的学习之问的关系，我越想越感到自己正在承受的压力。
我同到张副市长的房间，他正站在窗户前往下看，我一进门，他就说：“雷默，到北京有十天没洗澡了，你陪我出去洗个澡吧。”
“党校没有澡堂子吗？”我随口问。
“有，但条件不太好，我想找个地方蒸一蒸。”
“那好吧。不过，咱们去哪儿洗呀？”
“我在北京没洗过澡，你说呢？”张副市长的口吻明明是在考验我，我根本不相信他在北京没洗过澡。我虽然来过北京多次，但是每次都住在驻京办，根本不知道北京哪个地方洗澡好。心想五星级酒店总没错吧。
我不想让张副市长小看我，灵机一动说：“那就去香格里拉吧。”
张副市长点点头说：“那就去香格里拉吧，离党校最近，我十一点以前必须赶回学校。”
驻京办的司机把奔驰年开到了香格里拉大饭店，我陪张副市长走进桑拿中心一看，这里的桑拿浴比家里的卫生间大不了许多，连一个洗澡的人也没有。我知道张副市长不仅爱蒸桑拿，还爱泡大池子。显然张副市长不满意，我也很扫兴。
走出香格里拉大饭店，我问驻京办的司机，知不知道哪里洗澡条件好，司机一问三不知。我索性打了一辆出租车，让驻京办的奔驰车在后边跟着。
我上了出租下一边看表一边问：“师傅，附近哪儿有好的桑拿浴？”
出租车司机犹豫了一下说：“去伯金翰吧。”
“远不远？”我认真地问。
“就在燕莎附近。”出租车司机蛮有把握地说。
“那好，别把后面的车带丢了。”
“没问题。”
出租车带着奔驰车疾驶在北京街头，谁知道这个出租车司机是个二百五，只知道大致的地方，围着伯金翰绕圈子，就是找不到伯金翰。已经是晚上九点钟了，晚上十一点前必须返同中央党校，否则张副市长就进不去大门了。
在出租车上，我焦急地问：“你到底知不知道地方。怎么绕了这么半天还没到啊？”
出租车司机不好意思地说：“不瞒您说，我也没去过，就知道在这附近。”
我大喊道：“那你瞎答应什么？”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张副市长吼道：“雷默，停车。”
我赶紧让司机停车。
张副市长从奔驰车上下来怒气冲冲地骂道：“雷默，你真他妈是个书呆子，连个澡堂子都找不着，这要是韩寿生，八个澡堂子都找着了。”
我被张副市长的架势震呆了，当秘书以来，没发现张副市长有这么大的脾气。我强压委屈，忍住火气说：“张市长，您消消气，是我不好，我被这个出租司机给忽悠了，我再打一辆车。”
我挥手又打了一辆车，问道：“师傅，伯金翰洗浴中心你知道吗？”
出租车司机用地道的北京话说：“知道，就在附近。”
我加重语气说；“真知道。忽悠我可不给钱。”
出租车司机把握十足地说：“没问题，上车吧。”
“那好，带着后面的奔驰车。”
没有五分钟两辆车就到了伯金翰。伯金翰在一个大院里，是一个圆形建筑，富丽堂皇。我从来没见过装修得这么豪华、规模这么大的洗浴中心。
张副市长泡了大池子，又搓了澡。我仅仅冲了个淋浴，因为我必须随时盯着时间，我俩草草地洗完后，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
走出伯金翰的时候，张副市长突然说：“雷默，你记住，以后凡是在这种场合不要叫市长，要叫老板。”
我懵懂地点了点头。
奔驰车赶到中央党校时，刚好差五分钟十一点。我下了奔驰车给张副市长开车门，张副市长慌忙下了车，一个人走向大门，向武警战士出示了证件，闪进了大门，我呆呆地望着张副市长的背影，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33。本土宗教
韩寿生去北郊区挂职锻炼走后，接替他任综合四处处长的是原综合三处副处长林大勇，他虽身材瘦小，但精明干练。其实张副市长起用林大勇用意很深。政府快换届了，林大勇的母亲曾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后升任东州市委副书记、东州市人大主任，虽然离休多年，但德高望重。如果张副市长与林大勇“感情深厚”，老主任一定会心里有数。真正的政治，应该更多地体现在这些微妙之处。我与林大勇一见如故，特别投缘，再也没有与韩寿生配合时的难处。
张副市长虽然在北京学习，但是主管的工作并没有交接，据说荣市长不同意全脱产。我只好一周飞一趟北京。平时我在东州市时，张副市长几乎天天都与我通电话，问《东州日报》登了些什么，各位领导都忙些什么，分管的工作有什么事情。我只好找到市邮局局长，请他们每天将东州市的日报、晚报及清江省的日报、晚报给张副市长特快邮递到中央党校，这样头一天邮第二天就能到。看地方报的问题就这么解决了。
由于工作没有交接，张副市长几乎每个周末都要飞回东州市处理工作，每回来一次都要开一次市长办公会。我只好在北京与东州之间来回接送。我给自己开玩笑，说自己是打飞的。
最有意思的是，张副市长每来回一趟，都会有一堆人接送。一快到周末，一些局长、主任、区长、县长就打电话向我探口风，有叫老弟的，有叫雷秘书的，还有称雷处长的，打探张副市长什么时候回来，几点的航班，云云。由于张副市长不喜欢那么多人接进，弄得我十分为难，但无论怎样封锁消息，每次接送都不少于五六十人，多时甚至有上百人。每到此时，我就想起《圣经》摩西用手杖分开红海的情景。按理来说，接送张副市长只要通知秘书一处就行，由秘书一处安排谁接谁送，但秘书一处根本控制不了局面。弄得张副市长每回来或每次走，都要在机场贵宾室办一次公，跟开市长办公会一样！另外，东州机场值班经理室的经理们也不一般，与政府的头头脑脑熟得不得了，每次张副市长回来或走，即使不通知秘书一处安排，也是要通知机场值班经理室的，这边电话刚过去，那边不知已经通知多少哥儿们了。
张副市长所在的青干班一共有学员一百六十八人，都是四十五岁以下的少壮派正厅级干部，入学考试张副市长考了八十九分，全班成绩最低的是二十多分。知道成绩后，张副市长兴高采烈地打电话告诉我，他考了全班第一，那口气就像个刚刚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高中生。
张副市长太要强，凡事都要争个第一，从来不服输。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搞政治的大忌，但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我当秘书的时间还短，并不敢提示他，更不敢指手画脚。
张副市长去北京学习后，综合四处闲了下来。下午无事，林大勇来到我的办公室。自从他就任综合明处处长以后，没事就来我的办公室坐坐，起初我以为张副市长不在家，林大勇无非是找我闲聊。来了几次后，我在闲聊中发现，林大勇是希望通过和我闲聊，多了解张副市长。我在综合四处工作多年，深知理解领导意图的重要性，看来林大勇工作上是遇上难事了，对于像他这样的综合处处长来说，最大的窘事就是跟不上领导思路。
于是，我单刀直入地问：“大勇，你说实话，任综合四处处长还习惯吗？”
“雷默，当着真人不说假话，”林大勇见我看透了他的心思，毫不避讳地说，“韩寿生走的时候什么也没和我交接，综合四处的活儿我到现在也接不上茬，对张市长工作风格、特点还不熟悉，搞得我很被动。”
“大勇，”我纳闷地问，“你是张市长亲自选定的处长，凭你们之间的感情，你怎么会对他一点都不熟悉呢？”
张副市长每次见到林大勇就像见到小老弟一样，其实林大勇比张副市长只小两岁，两个人给人的印象是无话不谈，原来这里面有很大的表演成分，玩政治是需要魔术技巧的，我暗自佩服张副市长对魔术无师自通的悟性。
“工作和感情是两码事，”林人勇直言不讳地说，“我到办公厅就在综合三处工作，根本没离开过文教口，不瞒你说，雷默，我对城建工作是个外行啊！”
“大勇，你找我算找对人了，”我见林大勇说得真诚，便动了恻隐之心，真诚地说，“我给你一套材料，保准儿你马上进入角色。”
“真的？”林大勇将信将疑地问。
我卖关子地笑了笑，从文件柜中取出一大摞材料说：“大勇，这套材料是我收集的，包括张市长任副市长以来的所有的讲话、会议纪要、理论文章、新闻报道，一共十二本，你看完以后，以前的工作你就衔接上了，而且，你可以从这些材料中了解张市长工作风格和特点。”
“雷默，”林大勇如获至宝地说：“你真是雪中送炭啊，张市长选你做秘书真是慧眼独具，不过，以你的才能做秘书有点委屈你了。”
“我倒觉得做秘书以来长了不少见识，情商指数明显提高。”我谦逊地笑着说。
林大勇递给我一支烟，我们互相点了火，他深吸着烟说：“从政是需要高情商的，有人说一个人成功与否，百分之八十取决于情商，百分之二十取决于智商。”
“我同意你的观点，”我附和着说，“一个成功的人应该是人情练达的人，自身的情绪要妥善管理，人际关系也要妥善管理。”
“雷默，”林大勇深沉地说，“只是官场上的人情过于练达了，有些人就好像蚊子，不停地寻找目标叮咬，防不胜防，既盯着人咬，也被咬，官本位这种流行病跟大脑炎差不多，就是这样扩散的。”
我暗白惊诧林大勇的深刻，大有众人皆醉，唯吾独醒的无奈。
“对官本位的崇拜的确像一种疾病，而且会传染，不过你知道这种传染病的温床在哪里吗？”我用探讨的语气问。
“在哪里。”林大勇颇感兴趣地问。
我指了指心脏，“在人的心里。”
“深刻，”林大勇赞赏道，“雷默，你知道中国为什么把衙门称为庙堂吗？”
我摇了摇头，笑而不答。
“庙堂是信徒们顶礼膜拜的地方，官员如果是信徒，顶礼膜拜的就是权力，百姓如果是信徒，顶礼膜拜的就是官员，从古到今在很多中国人心中，最神圣的地方就是庙堂，庙堂在许多人心目中早就成了教堂。”
“大勇，”我赞赏地说，“你这个比喻得好。
林大勇哈哈大笑，“雷默，我们这些谬论要是被张市长听到了，一定大发雷霆！不过，有件事你应该提醒一下张市长。”
“什么事？”我警觉地问。
林大勇本能地压低声音说：“韩寿生到北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