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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点此火者，是一个成分广泛的联合阵线。所谓“兵民与王公府第同声与洋教为
仇”＇注＇，就反映了这种情状。这是建立在民族自卫基础上的联合。由于所处地位、
所具身分不同，这个阵线中又显示出姿态各异的几个不同群体，通常以官、绅、民
三者分之。
所谓“官”，指各级官府中有权施政的人员。
清政府作为最高官府，它是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给予其“传教”及其他各种
特权的主要责任者，较大的教案也都是由清政府出面与各国公使议结，被迫就范出
卖权益的。虽然清政府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并非毫无抗争之意，虽然长时间里，它
也试图以所谓“阳为抚循、阴为化导”的策略，对外国教会势力隐然做些抵制，虽
然有些中央官员仇教的情绪也相当强烈，但从总体上看，清中央政府的官员不属
“点火者”，而是“灭火者”，应排除在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联合阵线之外。
省、府、州、县各级地方官员中，则有不少人在一定时间里加入点火者的行列，
并且成为领导力量。贵阳教案中的情况就很典型。地方官员们反教，最直接、最主
要的原因，是因为教方无视其行的存在，逍遥其外，凌驾其上，直接干预政务，争
夺辖民，使他们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亵读和侵犯，甚至成为直接受害者。而文化因
素尚在其次。所谓“其侮吾学也，不足虑；其挠吾政也，深可忧。其侵吾教也，不
足惧，其诱坏吾民也，则深可危”＇注＇，很符合他们的真实心理。中国地方官员对
教方挠政坏民的行径进行抵制，不仅仅是维护他们自己的权力，也具有维护国家主
权和民族利益的积极意义。
从地方官员们参加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过程看，并非始终如一。开始表现得比
较执着和勇敢。例如贵州教案中教方试图拿清廷的指令挟制地方官员，官员们则以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拒之，照样我行我素。但是，若辈毕竟是要对皇帝直接
负责的，朝廷对其终究有着有效的制约力。随着在外国侵略势力压迫下，地方官府
在这方面防范、控制的加强，他们就逐渐减弱了抗争的锋芒。
19世纪70年代以后，若辈就出现了自反对外国教会势力侵略的阵线中退离的迹
象。到90年代末，清政府被迫承认传教士的官员资格。在《地方官接待教士章程》
中规定，总主教及主教与督抚、摄位大司锋与司道、其余司锋与府厅州县各级官员
具有相应对等的品位，互相会见，按品级以礼相答；教民与非教民争执案件，由双
方商办拟结，遇有重大案事，须有教方公使或领事会同办理。这就进一步以“约法”
的准绳束缚了地方官员参加“点火”的手脚。
并非到此时就再没有留在反对外国教会势力侵略联合阵线中的官员。事实表明，
越是低级的官员在这一阵线中坚持得越久，态度也越坚决。
“七品芝麻官”中为此不怕丢乌纱，甚至能以死抗争者仍时有其例。例如有位
名叫阎少白的，在署江西永新县令任上，激愤于传教士对政务“干预把持”，“肆
行无忌，遇事生风”，得寸进尺，致使“教民得志，华民含冤”，势迫万难，而自
己又无力回天，遂为“维持大局，故不惜微躯敢以尸谏”，用一腔义愤写下了一份
请督抚代奏皇上的遗稿和四首绝命诗，自杀身亡。时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岁
末。
乡间的天敌
所谓“绅”，特指非“官”士绅，主体是“乡绅”。
绅是官的社会基础的中坚力量，其政治上有一定的功名资格，享有一定的特权，
是官僚队伍的退役者或预备队，与官有着密切的利益联系。另一方面，绅又是不直
接当政的在野者，要承担“民”的某些义务和负担。其地位和身分介于官与民之间。
他们中许多人之所以投身到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阵线，主要也是因为其切身利
益受到教方的侵犯。从经济利益方面看，教方强占房产土地，必然严重损及乡绅，
因为他们在基层是房产土地的主要拥有者。其华堂丽室、肥田沃土被教方指为教堂
旧址，或以其他借口勒索之事屡见不鲜，所造成的损失不仅房产土地本身，且往往
连同可供其剥削的佃户。
从政治权益方面看，乡绅们凭借其功名资格、财力物力、文犊翰墨的本钱，在
地方上享有很高的威望，负有“习惯法”所赋与的组织、管理和教化之责权，处于
“师”的地位。同时，他们也是宗法制度下族权的控制者，地方武装（团练之类）
一般也由其掌握。这种权威给他们带来了优越感和种种特权。而传教士们不但横行
乡里，而且大力发展教徒并纵其不法，乡绅们首当其冲地深感自己的权威被冲击动
摇。过去对其毕恭毕敬、俯首帖耳的“鼠”辈，有些人教后便面目顿改，由“鼠”
而“虎”，乡绅们怎不生愤！
乡绅作为知识阶层，具有较敏锐的政治眼光，而其在乡在野的地位，又使其不
像宫那样直接受朝廷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和自主权。乡绅凭着其在民众中的
优越地位和威望，足以起一呼百应的号召作用；而地方官府亦须依靠和庇护他们这
些“地头蛇”。士绅这种上承官下启民的特殊地位和条件，使其在反对外国教会侵
略的抗争中能够发挥显著作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是反对外国教会侵略阵线
中的领导力量，与教方似有势不两立之仇隙。
拼死的老百姓
所谓“民”，系指非官非绅的广大民众。
民的地位处于社会最底层，受外国教会势力祸害最深。同治元年（1862年），
江西巡抚沈葆祯为教案事曾派员到民间密访，问起民众为什么要与教士拚命，民众
回答说：
他们要夺我们本地公建的育婴堂，又要我们赔他许多银子，且叫从教
的人来占我们的铺面田地，又说有兵船来扶制我们。我们让他一步，他总
是进一步，以后总不能安生，如何不与他拚命？
可见，教方妨害其生计的侵略活动，是迫使他们起来反抗的最直接原因。由于民受
害最深，抗争也就最坚决。当查访者问及“教方真的有兵船来，难道你们真的与他
打仗吗？”民众回答说：
目下受从教的侵凌也是死，将来他从教的党羽多了，夺了城池也是死
……横竖总是死。他不过是炮火厉害，我们都拚着死，看他一炮能打死几
个人。只要打不完的，十个人杀他一个人，也都够了。
真有个“听鬼如何凶恶，誓死决不投降”的顽强劲！
民众也受本国官、绅的剥削和压迫。在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当中，民众与官绅能
够在一定时候一定程度上联结一气，是基于共同的民族利益。在这个联合阵线中，
民所占的人数最多最广，处于主力军的地位。但他们也本能地意识到自己与官绅的
不同。有查访人问到民众对地主官绅的看法，他们回答：
官府绅士，总是依他（指教方）。做官的只图一日无事，骗一日薪俸。
到了紧急时候，他就走了，几时顾百姓的身家性命。绅士也与官差不多，
他有家当的也会搬去。受罪的都是百姓，与他何干。我们如今都不要他管，
我们止（只）做我们的事。＇注＇
不过，民众还是尽量争取官绅的支持，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他们。譬如，一
件出自普通民众之手的反教揭帖中，就将“王爷”、“侍郎”、“督抚司道”、
“府县正堂”、“将军提镇”等“文武大小”“拜”了个遍，请求他们出面领头抗
争，保护国家和人民，随后才置言“官员若不保护，百姓自立主张”。
山堂之火
自70年代以后，也就是为官者开始从联合阵线中退离的时候，民众的反教抗争
水平却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主要表现在其自身组织性的加强。秘密会社发展壮大，
成为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重要力量。光绪初年，在鄂川黔边界地区，有一个号称
“江湖会”的会党组织，竖旗举事，其首领为吴才标，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出山简》
的文告，揭明开山立堂乃本于“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联异姓为同胞，合千人
为一堂”的宗旨，并宣言：
中华之害起于外夷，大英、大法、俄罗斯、回鹘、日本群焉窥伺，中
原鼎沸。而中原之揽大柄、操大权者，不思恢复之计，每每有议和者，抱
薪救火，而甘牛后之羞，是何异于开门而揖盗乎？咱兄弟戮力同心，凡属
夷种，悉皆荡之。＇注＇
《出山简》是目前所知清季秘密会社的首篇文告，不但将反对教会侵略势力与
反对其他一切外国侵略势力结合起来，而且把反对外国侵略与反对“开门揖盗”的
清统治者结合起来，所以为清朝官府所不容，旋即被镇压消灭。
一个山堂灭，十个山堂出。秘密会社发展的势头是压不住的，“山堂之火”大
有燎原之势。及至19世纪gO年代初，会党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抗争形成全国性的浩
大运动。在南方，从华中的长江流域，到西南的天府之国，都有哥老会掀起的大规
模抗争浪潮；北方则发生金丹教的热河朝阳起事，各地的抗争相互激荡。震惊中外
的义和团运动，便是在秘密结社反对外国教会侵略抗争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
顽强的堡垒
第十章 顽强的堡垒
西洋大炮轰开了中国紧闭的大门，里面的文化堡垒却依然顽强抗拒。
上帝的使者屡攻不下，于是有人便巧妙地琢磨起“孔子加耶稣”的算式。
梦想与现实
法国天主教士胡缚理扬威在贵阳引起的风波还未平息，英国新教教士杨格非
（Griffith John）和他的一个伙伴，乘坐“赫勒斯邦”号汽船，逆着中国第一大河
的浩荡水流，开始向中国腹地“进军”。杨格非记述当时的感触说：
我们在伟大的扬子江上溯流而上……似乎像一个新奇的世界突然出现
在我的眼前，我们两个是多么地感谢上帝，这一条美丽而宏伟的河流已成
为十字架使者们的大道。＇注＇
十字架使者们长久以来一直怀着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上帝的荣光一定要在
中国显现，龙要被废止，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基督将成为唯一的王和崇拜的对象！”
＇注＇于今，中国从沿海到内地的各处门户，都被迫向十字架使者们敞开了，他们认
定梦想即将成真，怎能不欣喜若狂、激情满怀呢？
然而，十字架使者们还是高兴得太早了些。龙并不那么容易被征服和取代。它
暴怒地抗争，冷峻地防范，上帝在它面前依然显不出“万能”的本事。为了让更多
的中国人皈依上帝，传教士们煞费苦心，但入教者“于中国民数之中，不啻九牛一
毛”，真正接受十字架的中国人更是少得可怜，功效与传教士们的期望和努力大不
相称。
机关算尽终亦空
有些传教士起初认定自下而上的传教路线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