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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方形无盖的捕木屉盒，用以放置各种小件仪器和计算工具。由这张炕桌，仿佛就
能看到它当年的主人盘膝而坐、伏案苦学的生动形象。
康熙帝很善于学以致用。譬如，顺治帝时曾仿造若干自鸣钟，因关键部件不得
其法，故走不准，成了徒有其形的玩物。康熙帝利用所学的有关知识进行修理，使
之尽皆完好。
学习和运用科学知识，成了康熙帝随时随地的事情。在亲征噶尔丹的行军途中，
他还坚持进行地理学的调查研究。每到一处，都记录下地貌、地质、水利、农业、
生物等方面的材料。在浩瀚的沙漠中行军，面对滚滚黄沙，他能独具慧眼地发现一
些有价值的问题。例如根据沙漠中有螺蚌甲壳的存在，结合实地调查，记录下该地
曾为泽国，“水退而为亲沙”的科学假说。他运用地学知识，根据地形地貌的特点，
即可辨别出蓄水的不同情况，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沙漠行军人马饮水这一大难题。
康熙帝还亲自主编了大部头的《历象考成》、《数理精蕴》等多种自然科学书
籍。其中《数理精蕴》大部分内容是介绍由耶稣会士传入的西方数学知识，《四库
全书总目提要》称“实为从古未有之书，虽专门名家，未能窥高深于万一”。
为了研究和学习西洋的器物制造，康熙帝仿照法国的国家科学院在宫中特设
“艺学院”，集中了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工艺家在此工作。在罗致重用人才方面、礼
遇数学家梅文鼎、梅谷成祖孙两代之事，已成为历史佳话。
乾隆皇帝也值得一提。他是禁教时期的一位君主，但被耶稣会士们认为是很能
从他们那里“骗取”西洋科学知识的人。这位皇帝在坚决维护中国圣贤之道正统地
位的同时，也承认西洋近代科技的优胜，曾在廷臣面前公开说，在这方面“和西洋
人一比，中国人不过是个小孩”＇注＇。在学习西方科学知识上，乾隆帝表现得相当
积极，而且悟性颇高。
有一次，乾隆帝同蒋有仁讨论地动说。蒋友仁向他解释，虽然从表面感觉上不
是“地动”而是“天动”，实际上却恰恰相反。他听后恍然大悟地说，朕在坐船或
轿时，也有这种感觉，从门或窗猛然往外一看，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在动，而我自
‘己所坐的船或轿反倒一点也不动似的。看来，乾隆皇帝当属中国最早接受地动说
的人物之列。
还有一次，乾隆帝同蒋友仁讨论西方地理学方面的问题。他问对方，世界上有
些地域西方人并未到过，怎么能画出那里的地图。蒋友仁解释说，那是根据已知的
相邻地方推测出的，并举出一些具体事例来说明。乾隆帝表示很受启发。这中间，
已不只是一般的知识性了解，还包含着对西方学术思维特点的体察了。
只是淡虹
明清之际传教士架起的这座虹桥，应该为关心历史的人们所注意。
英国的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就特别注意到了它，并给予了这样的赞誉：
在文化交流史上，看来没有一件事足以和17世纪时耶稣教会传教士那
样一批欧洲人的入华相比，因为他们充满了宗教热情。同时又精通那些随
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发展起来的科学，……即使说他们把欧洲的
科学和数学带到中国只是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但由于当时东西两大文明
仍相互隔绝，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永
垂不朽的。＇注＇
这一评价是中肯的，并不失实或过分，但它只是一抹“淡”虹。耶稣会士带来
的“西学”。并不能代表当时西方文化的最高水平，传输上也不完全。毕竟是高涨
的宗教热情催动耶稣会士来华的步履，传播学术只是手段，传教才是目的。更何况，
宗教与科学不免有抵触，这就决定了耶稣会士在学术传输上不可避免的局限和保守。
葱头和鸡、蛋
开启向中国学术传教先河的利玛窦，在西方近代科学方兴未艾的当时，传给中
国的天文学知识中，关于宇宙的构图仍是中世纪的九重天说：天分九重，相包如葱
头，日月星辰都在相应的位置上固定不移，而只随着本天之动而动。对当时较为先
进的日心地动说故意隐瞒不提。他绘给中国的世界地图，为了迎合皇帝的虚骄心理，
不惜故意违背科学，让子午线由中国通过，以迁就中国居世界之中的错误观念。他
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因目的不同意见也不尽一致。利玛窦始则要跳过数学
部分先译天文历法内容，后又阻挠把全书译完，以致全书十五卷当时惟译得前六卷。
最先把地动说介绍给中国的蒋友仁，在传授科学知识方面算得上“激进派”，
但他也决不放弃圣经里的创世说，而且不失一切可能利用的时机和场合“推销”。
有一次，蒋友仁告诉乾隆帝，他来华前曾在大学里教过哲学。乾隆帝便向他提出了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有趣问题，要听听这位西洋哲学家的高见。蒋有仁的回答
是：关于这个问题，只能根据圣经里的创世说来解释。当初天主在第五天创造鸟类
和鱼类，然后就命令它们自由去繁衍。鸡当然也算是鸟类。假如那天天主不创造母
鸡，以后世界上也就不会有鸡蛋了，所以还是先有母鸡而后有鸡蛋的。至于母鸡为
什么会生鸡蛋，那是天主在创造母鸡时同时赋予它的本能。这是无可怀疑的。
像这种状况，正如李约瑟也实事求是地指出的，耶稣会士们“具有一种较高级
的投机性质”，“他们对宗教的虔诚同他们带去的科学一般多”。
此天亦溟溟
除了教方的局限性因素外，当时中国这方天地里的溟溟状态，也有削弱和冲淡
虹之色光的作用。从总体上说，中国方面其时只是被动地接触着传教士“有限供应”
的西学。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稳固性，再加以在封建社会整体中受着政
治、经济“韧带”的加固，有限的西学便更不足以使它发生强烈的震荡，旧的思想
文化观念和学术风习仍占着统治地位，宋、汉之学并为官学禁锢着全国上下。
在士大夫中，沈囗、杨光先辈远比徐光启辈人多势众。即使徐光启辈也不可能
从根本上离经叛道。皇帝们更不可能超越时代和社会限定给他们的活动舞台，堪称
一代英主的康熙大帝毕竟也拖不住清帝国日趋封闭、保守、腐朽的沉沦。
从宏观的社会背景条件看，明末清初中国对传教士实行的一定开放，只是闭关
锁国条件下的局部例外。这无异于把一间大厅堂四面的门窗都堵起来，只容从外边
传进一根蜡烛来点燃。在以关门闭户为能事的君主的家天下里，外域的色光自不能
顺畅地向内流泻。
圣贤西访
“来而不往非礼也”。礼义之邦的中国，此番也没有违拗此一古训。在自家大
院里关闭了上千年的中国古圣先贤，这时作为最高级的“使者”破天荒地出访西土。
古典经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源。欲知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就不能不对其有
所了解。耶稣会士们自己俯仰之余，也就水到渠成地把中国典籍翻译介绍到了他们
的故乡。
利玛窦首先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并加以注释，寄回本国，其后又有别的会士效法。
白晋、傅圣泽（J。Franciscus Foucquet）、马若瑟（P。Jee Maria de Premare）等
法国会士，共同研究翻译了《易》、《春秋》、《老子》等书。历狱期间曾一度被
关押广东的比利时籍耶稣会士柏应理（P．Philippus Couplet），回欧后出版了西
文本的《中国哲人孔子》一书，是为《大学》、《中庸》、《论语》的合译本，书
内附有《孔子传略》。比利时籍的另一会士卫方济（P。Franciscus Noel），则以法
文译出四书和《三字经》、《孝经》，合称《中国六大经典》，于1711年在比利时
出版。
除了经籍的译、传之外，来华的耶稣会士们还翻译或以西文撰写了许多有关中
国历史的书籍。其中以法国的几个人最有成绩：冯秉正（P。Jos．－Fr．Moyriac d
e Mailla）的《中国通史》共13卷，是根据《资治通鉴》加工而成，比较系统地介
绍了中国的历史，同时也表明了他对中国历史的一些看法，于18世纪下半叶在欧出
版。金民阁著有《中国历史编年》四大册。宋君荣（P。Antonius Goubil）撰有《蒙
古史》、《大唐史纲》等。白晋写了《康熙帝传》、《中国现状论》等书、18世纪
中叶巴黎还出版有《中华帝国全志》。这样，中国从古到今的大事、要人也借助
“虹桥”播声西方，名扬海外。
一石激起千重浪
此番“东学西渐”在欧洲竟激起了非同寻常的反响，甚至引起一股“华化”的
思潮。一些启蒙思想家对中国历史文化颇表推崇。这在法国表现得尤其突出。譬如，
揆内（Francois Quesnav）说《论语》都是讨论善政、道德及美事的内容，“此集
所载德行原理之言，胜过希腊七圣之语”＇注＇。狄德罗（Denis Diderot）在其名著
《百科全书》中置论，中国人在历史的悠久、文化的成就以及对科学的兴趣方面，
也可和欧洲最开明的人们争先。伏尔泰对儒学和孔子更是大加赞赏。他自称曾经认
真地读了孔子的书，发现其中所用的是纯粹的道德，而不宣传神怪；认为中国人用
自身道德伦理来协调人间事物，这比欧洲由“上帝”来支配要进步得多。他甚至得
出如下结论：
作为一个哲学家，要知道世界上发生之事，就必须首先注视东方，东
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注＇
中国文化传请新思潮方兴未艾的异域，何以引起这般反应？中国文化历史悠久，
经过长期的发展完善，确实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它首次显示于一个异质文
化的世界，具有新奇、神秘的魅力是不难理解的。
尤其重要的是，这时候西方启蒙思想家们正进行新思想体系的伟大创造，他们
要吸收和借取一切可资利用的资源。而中国文化正有其可用之处——摧毁中世纪神
学残堡旧垒所需要的理性精神。伦理型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与欧洲中世纪神学体
系截然不同的理性特质，可以用来为启蒙思想家们鼓吹“人是唯一的点”张目。
可以说，伏尔泰辈主要并不是以历史学家的严肃，而是从政治家的需要出发，
对中国传统文化慷慨地奉送了一顶顶桂冠。实际上，“中学”在他们那里与其说是
原样借用，不如说是翻新改造；与其说是汲取社会政治内容，不如说是利用非宗教
的特质。他们从传教士手里接过“中学”的原料，加工制造成理性武器，反转过来
攻击教会，揭露神学的虚伪和欺骗性。这样看来，当时中学在欧洲之所以能“一石
激起千重浪”，除了中学这块石子具有一定份量之外，那里有着深水潭也是不可缺
少的条件。
中学在欧洲引起的这种强烈的积极反响，并未能长久持续下去，并且，即使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