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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权杖一倒，它也就在中原大地断了烟火，绝了根苗。
明末和清初的140来年间，要算是基督教在中国最为风光的时候了。这是利玛窦
式传教术的效用。利玛窦辈从形式上迎合中国文化习惯的做法，从学理上采“中西
调合”的策略，已赢得皇家和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好感，并且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信
徒。尽管若辈主观上并不想损害基督教的特质，容教的中国人当中大多也并非出于
对基督教文化的真正理解和向往，但客观上毕竟为双方文化的“亲合”提供了一种
起码的环境条件和发展契机。
这种情势如果不是为“礼仪之争”所打断，在龙与上帝的关系史上是可能谱下
较为乐观的篇章的。由“礼仪之争”明显地暴露出了双方文化特质上的对立，并且
直接导致了政治上的对抗，遂使双方的关系陷入僵局。尽管利玛窦式传教术的影响
并未因此消饵净尽，但旷日持久的僵局毕竟严重妨碍了双方关系的正常发展。
一抹淡虹
第六章 一抹淡虹
圣经上说，虹是上帝与人类立约的标记。上帝的使者搭起中西文化交
流的虹桥，只是这座桥未免单薄了些。
在传教士传播福音的同时，中西文化交流也以他们为媒介逐步展开。上帝的使
者身兼文化大使，在中西双方搭起了一座美丽的虹桥。
最早，唐代景教士带来过西方医术，能治眼疾，甚至能施穿颅术。他们还曾
“广造奇器”，但究竟造了哪些奇器，可惜已无法得知。
元代中国与西方往来的使者，绝大多数是与教务有关的人员。在他们的穿梭下，
彼此断绝已久的关系又再接续起来。西欧一度绝迹的中国丝绸、瓷器，这时又源源
而至，成为当地的贵重之物。
中国文化对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影响也有迹可寻。在意大利西埃那市政厅会
议室，有文艺复兴初期给下的两幅大型壁画，一幅画的是将军骑马巡行寨堡，另一
幅是城乡风光，虽然体裁不同，但构图都受到中国横幅画卷的影响，且置物布景颇
带中国画风，从许多细节上也都具有中国绘画特色。
至于当时中国从西方得到的似乎不多，除了教堂带着些西方建筑特色外，最引
人注目的大概就是一匹“天马”了。这是元顺帝时，访华的教廷使团，应元皇室的
请求，特别带来的礼物。此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两蹄皆白，
从皇帝到王公大臣，无不对它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天马赞》、《天马行》、《天
马颂》之类的诗文纷纷出笼，元顺帝还命画工精绘“天马图”一幅。一股天马热成
了元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佳话。
色光映神州
空前美丽的虹直到明末清初才出现。此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不论广度、深度都
前所未有。来华耶稣会士在“学术传教”的过程中，亦予亦取，造成中西两学双向
交流、互相渐染，而以西学东渐为主流，中国变“出超”为“入超”的格局。
西学东渐惠及中国的，最突出的是在科学技术方面。虽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
许多方面居于领先世界的地位，但到了近代，却远落在西方之后。到耶稣会士进门
的时候，这种差距已相当明显。传教士们首先把西方许多先进的科技知识传播到中
国，同时也带来了其他一些文化成果。
窥天窥日
耶稣会士来华之前，中国人还不知道人类居住的大地是圆的。天文仪器的制造
也落后于西方，使用的传统历法亦多疏舛。
利玛窦不但为中国制造了许多天文仪器，而且首先介绍了地圆说。很难想像，
在不了解人类居住地基本形状的条件下，人们能够具有认识宇宙真面目的慧眼。从
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说，利玛窦辈引领中国人，向近代天文科学领域迈出了重要的
一步。
汤若望则主持制定了“西洋新历”供中国使用。他的参与，才使洋洋180万言的
《崇帧历书》得以问世。此书共137卷，其中介绍了西方历法和天文学、数学、计算
工具、测量方法等多方面的新知识。
汤若望还为钦天监制造了浑天球、白玉地平日晷、大小望远镜、观象仪等天文
仪器，写下了《浑天仪说》、《古今交食考》、《西洋测日历》、《星图》、《恒
星表》、《测食说》、《测天约说》、《赤道南北两动星图》等多种天文著述。南
怀仁在主持治历的同时，也制造了多种天文仪器，写下若干天文著述。
在教廷宣布解除对哥白尼学说的禁令之后，传教士又对日心地动说予以宣传介
绍。法国籍耶稣会士蒋友仁（P．MichaelBenoist）是其中代表人物。他按新说介绍
了天体与地球的关系以及恒星和行星的旋转理论，为日心地动说在中国的传播最先
启蒙。
对耶稣会士们的天文历法之术，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明确承认：“有我中华昔
贤所未及道者”，“其所制窥天窥日之器，种种精绝”。＇注＇自从洋教士们参与乃
至主持宫廷的测天治历工作，钦天监里就一直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即使禁教期间也
没有断绝。
五大洲和皇舆图
在对世界地理的了解方面，直到和耶稣会士开始对话的时候，中国人还不知道
世界上有五大洲，对中国是在四方大地的中央还坚信不疑。利玛窦首先向中国人展
示了世界地图。他亲自摹绘的《山海舆地图》，附以中文注释，告诉中国人天下分
五大洲，介绍了经纬度理论和划分方法，计算出地球周长为九万里，地厚28600余里
（数据与实际略有出入）。此图在中国多次刊刻，流行之广几遍全国，学人著述亦
多引其说。
利玛窦的同事、西班牙人庞迪我（P。Did，de Pantoja），则绘制有世界分洲地
图。每洲一幅，图的四周附以文字说明，略志各国概况。意大利的艾儒略（P。 Jul
ius AJeni）著有《职方外纪》，更详细地介绍了世界各地的情况，绘图立说，“是
为吾国之有五洲万国地志之始”＇注＇。
清康熙年间，法国的耶稣会士白晋、雷孝思（P。Joan－Bapt Reds）、杜德美
（P。Petrus Jartoux）等人，与中国学者一道承担了测绘详细的中国全图的任务。
他们运用当时先进的经纬图法、三角测量法、梯形投影法等，测量绘制成《康熙皇
舆全图》，成为当时中国最科学、最优秀的全国地图，也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
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注＇。
其后，蒋友仁在乾隆朝绘制了新的世界地图，把探险家们新发现的地方加了进
去，被最新研究所否定的内容则予以删除，各地位置也采用最新测量出的经纬度标
示。他还受命参与绘制《乾隆皇舆全图》，共104幅，内容较《康熙皇舆全图》更为
丰富详密。
“女王”的领域
数学素来有“科学的女王”美称。在她的领域里，耶稣会士对中国也多有帮助
和促进。
最著名的是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这是介绍当时流行于欧洲的
欧几里德平面几何的系统著作。此书大大丰富了中国原有的几何学的内容，得到当
时和后世中外学界的高度评价，梁启超誉为“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
利玛窦还与徐光启合译了应用几何著作《测量法义》和《测量异同》。与李之藻合
泽《同文指算》，这是应用算术方面的著作，其中以系统地介绍西洋笔算的部分为
最重要。它突破了中国算术囿于筹算、珠算的框框，引进了自加减乘除法以至开方
的笔算方法，并附有练习题。此书中还首次介绍了比例级数。
清顺治年间，波兰籍耶稣会土穆尼格（P。Nicolas Smogolenski）传授了对数表，
他与中国学者薛凤祥所译的《天步真源》，有系统地介绍了对数知识。康熙朝讲学
内廷的会士，进而把代数学介绍给中国。
从望远镜到西洋大炮
格物究理中国讲求久矣，但与近代物理学结缘，最早也是由耶稣会士牵线的。
汤若望以中文写成《远镜说》，对“镜之制造，镜之功用，说解详明，并有大
图多幅”，是为光学理论传入中国之始。与利玛窦工作过的教士熊三拔（P。Sabbat
hinus de Ursis），著有《泰西水法》，其中介绍了抽水机、蓄水机等水利机械的
构造原理。稍后，作为罗马科学学会成员、并且是伽利略好友的耶稣会士邓玉函
（P。Joannes Terrenz），与中国学者王征合著有《远西奇器图说》，阐述力学的重
心、比重、杠杆、滑轮、斜面等方面的理论，并介绍了一些实用机械的构造，书后
还附有《自鸣钟说》，介绍了机械钟表的构造原理。
随着耶稣会士的到来，像自鸣钟、望远镜、显微镜等物，开始在中国落户安家。
而在器物制造方面，比这些奇巧玲珑之物对皇朝更显实效的，乃“西洋大炮”。
明末皇家为了对付满洲军队，从澳门请来了有专长的教士陆若汉（Jean Rodri
seaus）等20多人从事铸炮工作，可真谓立竿见影，挟所铸出的“红衣大炮”出关作
战，顿显神威。努尔哈赤就是在与明军作战中被此炮的弹子“咬”伤致死的。汤若
望也曾受命主持为明朝铸炮。他对制造大炮本是外行，只好临时抱佛脚进行研习，
硬着头皮接受了任务。而成品竟然奇迹般地出来了，计有大炮20多门，还有若干能
驮在马背上的小型炮。为此，崇祯帝特颁金匾嘉奖。
清朝也没有忽略这项工作，自康熙十三年至二十一年（1674—1682年），由南
怀仁主持，共制大小洋炮372尊。康熙还饶有兴致地亲临芦沟桥场地观看试放情况，
嘉其“制造精坚”。及至南怀仁去世，康熙帝的御制碑文中，还特别称道其“幸运
巧思，督大器，用摧坚垒，克裨戎行”＇注＇的功绩。这种洋炮不仅用于平定藩乱，
在雅克萨对俄自卫反击战中也发挥了作用。南怀仁还著有《神威图说》，专门介绍
铸炮技术。
西洋楼
在建筑技术方面“西洋楼”是最佳范例。
圆明园中著名的西洋楼，是一组带有意大利洛可可风格，但也具有中西合璧特
色的石造建筑，从西到东共有谐奇趣、储水楼、万花阵、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
大水法（喷泉）、线法墙（按透视法绘制的布景画）等。整个建筑是在意大利籍著
名耶稣会士郎世宁（F。Josephus Castiglione）主持下，由蒋友仁、王致诚（J。De
nis Attiret）等人配合设计建造的。
据行家介绍，从西洋楼建筑表现出的艺术风格的特点看，“在欧洲同时期的建
筑中，也不失其‘尖端’意义，而在中国这块艺术土壤上，它更成为世界建筑史上
的一朵奇葩”＇注＇。并举出现存实物为证：远瀛观正门花雕双柱今犹残存其一。若
仔细审视，即可发现它虽名为石柱，实际上是雕成一串垂悬的花环，柱顶以西式环
扣交相拼接，整个柱身刻成长叶串联之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