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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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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认为,湘勇虽最初为朴实强健的农民,但当兵久了,朝气渐消,暮气渐深,同样会变成兵油子。“恶差与骄兵之气习,皆经渐染日深,凶悍讹诈,习惯成风。”100为此,他采用戚继光“澄定浑水,再汲新水”之法,101对军纪不良之部队,战事稍纾,便会予以遣散,派将领还乡重新招募组建新的营伍,一求更新素质,二为保持朝气。久之,这种遣散整编或重新征募的做法,便成为湘军不成文的惯例,是湘军得以吐故纳新,长久保持其朝气与战斗力的基本原因。
许多研究者认为,曾国藩编练湘军,将本该属于国家的军队,变成了效忠于私人的军队,是开了近代军阀的先河。但分析曾国藩建军的初衷与本旨,这种说法未免倒果为因,过于表面化了。曾国藩的军事改革,乃鉴于八旗、绿营之腐败,其措施均针对官军之弊端而设。他募兵之所以注重同乡同里之人,其命将之所以强调待士卒如父兄手足,是基于一种最为朴素的认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非如此不能打硬仗、恶仗,不能扭转官兵胜则相争,败不相救,一遇强敌,稍触即溃的状态。而后来之军阀任人唯亲,则唯恐属下跟从不久,绝无遣散老兵,重募新军的举措。一为公,一营私,其动机判若云泥,又岂可同日而语呢?譬如历史上岳飞有岳家军,戚继光有戚家军,从没有人说他们是为军阀开了先河,曾国藩的湘军也是如此。慎哉今之学者,不可厚诬于古人也!
曾国藩是文臣,并无督带兵勇的经验,以一外行人而负担练兵作战的大任,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其入门的军事老师,即是明代名将戚继光。戚继光(1528~1587),字元敬,号南塘,祖籍河南,生于山东济南鲁桥,出身于将门之家。戚“幼倜傥负奇气。家贫,好读书,通经史大义”。嘉靖朝嗣父职,后历任都指挥佥事、都司、参将,先后在山东、浙江布防倭寇。在浙江时,招地方剽悍之民三千人,“教以击刺法,长短兵迭用,由是继光一军特精。又以南方多薮泽,不利驰逐,乃因地形制阵法,审步伐便利,一切战舰、火器、兵械精求而更置之。‘戚家军’名闻天下。”嘉靖四十年后,倭寇连续进犯浙、闽,戚继光屡挫凶锋,连战克捷,斩俘数千人,东南宿寇几乎扫数而清,朝论以戚为首功,升任总兵。其为将“号令严,赏罚信,士无敢不用命”,故能“飚发电举,屡摧大寇”。隆庆初年,北方边患严重,戚调任京师,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后又以总兵镇守山海关至薊州一线长城十六年,任内加筑敌台千二百座,“精坚雄壮,二千里声势联接”,京师赖以为安数十年。我们今日所见雄踞京、津、冀一带敌楼逶迤挺拔的明长城,多成于戚氏。权相张居正死后,遭万历皇帝清算,戚继光以亲附张遭贬黜,郁郁不得志而终。 



曾国藩练兵,“搜考规制,今古章式无可仿效,独戚继光书号为切时用,多因所言变通行之”。103戚氏练兵,首重节制,“或曰:子用兵酷嗜节制,遂至成效。节制功夫,从何下手?戚子曰:束伍为始,教号令次之,器械次之,微权重焉。”104戚氏所谓的“节制”、“束伍”,在当时称为营制,其实就是今日军队的编制。
自古及今,大将所统,动则数十万,若都临阵来,无个法子管着,如何用他?若个个无有利害到身,谁肯用命?任你几十万人,我所诛罚不过数人,不怕你几十万不着紧,此正节制云。如竹之有节,节节而制之。以一管十,以十管百,以百管千,以千管万,以简驭繁之法也。105
用数万之众,堂堂原野之间,法明令审,动止有则。使强者不得独进,弱者不得独退,峙如山岳,不可撼摇;流如江河,不可阻遏。虽乱犹整,百战不殆;握定胜算,以制全敌,舍节制必不能军。节制者何?譬如竹之有节,节节而制之,故竹虽虚,抽数丈之笋,而直立不屈。故军士虽众,统百万之夫如一人。夫节制工夫,始于士伍,以至队哨;队哨而至部曲,部曲而至营阵,营阵而至大将,一节相制一节,节节分明,毫不可干。金鼓各有所用,音不相杂;旗麾各有所用,色不相杂。人人明习,人人恪守,宁使此身可弃,此令不可不守;此命可拼,此节不敢不重。视死为易,视令为尊,如此必收万人一心之效,必为堂堂无敌之师,百战百胜。106
由是可知,束伍仍出于简单的道理:无规矩不成方圆。无节制之军队,恰如散兵游勇,乌合之众,这也正是绿营制度的弊端。曾国藩有鉴于此,到衡州之后,即注重于营制之改革。湘勇起初三百六十人一营,衡阳改制后,其营制扩增为五百。107
凡立营,十人为队,八队为哨,队、哨有长,队有斯养,队十二人,其正制也。八队之械:一、五(队)抬枪,二、四、六、八(队)刀矛,三、七(队)小枪。抬枪迟重则增二人。故百六人而成八队,统以哨长。哨百七人,置哨官领之。四哨为营,(营置)亲兵六队,队长、斯养如哨之制,队十二人。六队之械:一、三(队)主炮,二、四、六(队)皆刀矛,五(队)为小枪,凡七十二人,不置哨长,合四哨四百二十八人,皆统于营官。故曰营五百人,而哨、营官不(在其)数。其书记、医匠或有或无,营官主之,其费(用)于公费取之。营之用器,哨队备之,其军器立营时给之,坏敝营官修之,于公费取之。惟铅弹、药绳、帐棚得以时领,营官给十帐,八夹二单;哨官三帐,一夹二单;亲兵队二帐,一夹一单;哨队(每)队二帐,皆单。凡营帐单者八十,夹者十八。辎重军装行粮,长夫运之,率百人而卅六夫,营夫无过百八十,亦无得阙不足。行而索夫,军有司诛之。108
新营制一大特点,就是每营都列入了“长夫”这一编制。所谓长夫,类如后来之辎重队,专为军队行军扎营运送辎重粮秣之用。这样,湘军每营之人数实际上达680人之多。增入长夫,也是曾国藩一项重大改革,为的是解决兵勇扰民的问题。官军最大,也是最为百姓所痛恨的弊政,就是拉伕。“军兴调发,……州县发夫驮运载,军将拱手乘马车,入于公馆,其士卒或步担一矛,倚民家及旅店门,居人惶怖,唯恨其不去。”“民间徒知其扰累,莫肯怜其送死,故征役者益怨恨,仇掠于寇所不至之地,而愚民避官迎贼之议起矣。”109

 
清军作战不行,扰民却无处不在,故民间的口碑,多说官兵的军纪不如太平军,以致很多地方的百姓,都出现了怕官军甚于太平军的现象。这种局面不尽快扭转,是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因为战争并非只取决于战场上的胜负,更取决于双方对于民心的争夺,民心一失,大势随之而去,接下来就会是土崩瓦解的局面。
曾国藩深知这一点,故其治军,以爱民为怀:“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募兵剿贼,所以爱百姓也。若不禁止骚扰,便与贼匪无异,且或比贼匪更甚。要官兵何用哉?故兵法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爱民。”110增添长夫,发放帐篷,为的都是防止军队扰民。因为当时官军最为民间所诟病者,一为强行派伕,一为强占民房也。配备长夫,行军时可运送军辎,屯驻时可挖壕筑垒;配备帐篷,则扎营无须强借民居,为从根本上杜绝这两项弊政创造了条件。故“湘勇在外,殊得嘉誉,郴、桂一带,多称仁义之师”。111
另一项重要改革是薪饷从丰,如上所述,比之八旗与绿营,湘军的薪饷要高出很多,由于军费自筹,朝廷亦不能限制其薪额。这就使从军对农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不仅保证了湘军可以招募到源源不绝的兵员,而且兵员的素质也得以提高。此外,曾国藩还制定了很高的赏格标准与严厉的惩戒办法,以激励乡勇奋勇作战。
湘军与官军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构成。曾国藩对官军之腐败窳劣深恶痛绝,故在自己编练的新军中坚决不用军官(塔齐布等少数人例外),“其带勇之人,概求吾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而兼娴韬钤之密者”。112也就是说,湘军的构成,兵,是吃苦耐劳的农民;官,则是乡里土生土长的儒生。
在这里我们先要澄清一种错误的观念:书生无用论。这个观念出自一首诗,清代乾隆年间,江苏武进有个名叫黄景仁(字仲则)的文人,少年颖慧却沉滞于科举,时乖命蹇,落拓终生,35岁时病死于逃债的路上。但此人诗作的好,有《两当轩集》存世。所谓物不平则鸣,愤懑出诗人,穷愁出诗人,其穷愁不遇时,曾作《杂感》一首以自讽。
仙佛茫茫两未成,十有九人堪白眼,
只知浓夜不平鸣。百无一用是书生。
风蓬飘尽悲歌气,莫因诗卷愁成谶,
泥絮沾来薄悻名。春鸟秋虫自作声。
其中“百无一用是书生”一句,辗转流传,竟成为喧腾于众口的俗谚。似乎书生都是些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无缚鸡之力,只会之乎者也、子曰诗云的腐儒。其实不然,此诗用作曹雪芹、黄仲则这类潦倒文人的写照尚可,但却不足以作为旧时书生的定论。两者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乃文人,多为孤芳自赏、顾影自怜者;后者是儒生,多胸兼家国,心怀澄清天下之志者。
明末士大夫中流行陆王心学,什么东西一旦流行,流弊随之而来,致使文人热衷于清谈、党争,无实事求是之意,有骛名争胜之心。“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所谓清谈误国,晚明为一例也。故明末之遗民,多对浮夸空泛之文人习气深恶痛绝。如顾炎武与友人书信中论及此事,引宋代刘挚言曰:“《宋史》言刘忠肃每戒子弟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仆自读此一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113又云:“孔子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曰: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114而清初崇实笃行之大儒颜元,更是将文人以之自傲的诗文字画,称为天下四蠹,意指好之者不免于玩物丧志也。

 

曾国藩乃顾炎武之崇拜者,115于文人虽不像顾、颜那样极端,但同样提倡笃实的作风,在选任带勇营官上,标准也很高:“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细巨,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则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病;精神短乏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勇。”116
故其选用将领,文质彬彬者不可得,则宁取其“质”者。这样做也是惩于绿营之失。“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醇正。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铅刀)一割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离朴散淳,真气荡然,楚军之兴,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
又云:“楚军水陆(将领)之好处,全在无官气而有血性。若官气增一分,则血性必减一分。”而“将领之浮华者,一遇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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